蘆山地震採訪手記

　　雅安地震當日原本是假期，我睡至日上三竿被採主的來電喚醒，告知四川發生大地震，並要求立即起行。採訪過五年前汶川地震，再聽到「四川」與「地震」，總令人不寒而慄、神經緊張，不安驅走了睡魔，我以「九秒九」速度起床收拾行李，腦海不由自主地浮現著一幕又一幕汶川大地震的景象，那些慘不忍睹的情境會否再出現？會否再有學校倒？山泥傾瀉、斷橋斷路會否再令災區斷水斷糧？我帶著一大堆問號啟程前往災區。

爭取時間趕赴災區
　　公司安排我與另一名同事陳樂謙同赴災區採訪，而當時已有另一隊原本採訪汶川地震五周年的採訪隊在四川，他們即時趕往災區。我們為了爭取時間，決定到較多內陸航班的深圳機場乘飛機到四川，但地震後成都的雙流機場一度關閉，積壓下來的航班在「排長龍」，所有往四川的航班都延誤最少四小時。我們雖在機場成功買到機票，但到禁區候機室才發現航班起飛無期，唯有返回大堂的售票櫃檯轉機票，最終，這班機不負眾望成功於晚上起飛。

　　離震央百多公里的成都，在這次地震中影響不大，我們逗留了兩天採訪接收危重傷者的華西醫院及官方的三場記者會後，便趕赴地震重災區之一蘆山縣城與另一隊採訪隊匯合，我在想，真正的災區採訪工作才正式開始。

　　為趕及午間新聞前發回報道，我們一早出發，前往蘆山的路上，起初車流極為稀少，只見運送救援物資車輛，當去到蘆山縣城二十多公里外，就開始出現綿延車龍，原來公安在公路設檢查站，阻擋非緊急及救援車輛進入，即使運送物資的車都被迫堵在路上。這種情景與五年前汶川地震一樣，唯一辦法就是說服公安開路，第一次不讓進，但我們不放棄再試多次，經過一番唇舌，糾纏近半小時，公安也許被我們鍥而不捨的精神，或巧言令色感動了，竟然奇蹟地放行，碰巧遇上的另一隊被拒進入的香港行家，我抹一額汗，車子長驅直進震央蘆山。

　　但原來一山還有一山高，越深入災區，路途越崎嶇。由蘆山往寶興的路上，原本狹窄的山路滿佈山泥傾瀉留下的沙石，左邊是山坡，右邊是山崖，餘震加上有雨的天氣，山泥傾瀉隨時一觸再發。由於晚上封路，進入寶興縣的車輛，只好停在有山泥傾瀉危險的山坡路段過夜等候，我們也不例外，幸好晚上沒有餘震及大雨，清晨路段重開，大家平安無恙。

災難當前彰顯人性
　　猶記得零八年汶川地震時到北川採訪，從山上俯瞰北川縣城，滿目瘡痍，全部樓房東歪西倒，瓦礫砌成一個個大山丘，城內滿佈仍未處理的屍體，那份死寂與滄涼，畢生難忘。相比之下，今次到蘆山及寶興縣，損毀情況沒有想像中嚴重，大部分樓房並無倒塌，但樓房的牆身裂痕處處，災民也不敢回家。即使是汶川地震後興建的樓房亦出現多處裂紋。香港援建的蘆山縣初級中學地下大堂的牆身批盪大幅剝落，背後的磚牆都爆開了，建築時用的「空心磚」也無所遁形。學校校長周紹義整日就待在大樓正門對出的一個帳篷，他凝視著大樓，眼神帶著無奈，可幸的是，樓房並沒有塌下，校長說，仍有信心教學樓經維修後可以繼續使用。

　　蘆山縣城內主要有兩個安置點，大批災民架起帳篷棲身，但帳篷供應不足，有災民自行搭建大帳篷，五個家庭共二十多人就擠在一個只有二百呎的空間，下雨時更出現漏水。縣城的情況尚且如此，縣城外的鄉郊地區情況更差。有來自鄉村的災民指，震後幾日除了獲發六盒紙包奶及每人每日一枝樽裝水外，便沒有其他物資。

　　在縣城的安置點認識了袁小姐，當時她與丈夫輪候奶粉配給，由於供應有限，最終只獲發一杯奶粉。與她傾談才知道，若不是她今天到縣城看醫生， 也不知道這裏有奶粉配給。她說離縣城幾公里外的青仁鄉，那裡便有很多嬰幼兒，這幾天都在捱餓，而且不斷哭叫嚷著：「媽媽，我餓了」。說到這裡，袁小姐也哭成淚人。剛握著那杯奶粉的她說，要盡快回去將僅有的這杯奶粉溝稀，盡量讓多些孩子有奶喝。我們也決定跟她回鄉看看，的確發現鄉郊房屋損毀情況明顯較嚴重。她一家住的樓房，上層整幅外牆塌下，幸好一家人仍然齊齊整整。她們與鄰居等共七、八十人，就棲身在自行搭建的同一個大帳篷，食物是共享的，但在沒有供應的情況下，似乎撐不了多久。而且他們缺乏往縣城的交通工具。我們離開時，就順道接載了兩名災民到縣城，她們同樣都是為孩子補給必需品的。在車上，其中一名災民激動到哭了，又說今次真的是「一方有難、八方支援」。我在想，這條村可能真的被人遺忘了。

　　其實，寶興縣的物資也嚴重短缺，在縣城的一個最大安置點，遇上一對同樣來自鄉郊，同樣得不到物資供應的父子，他們一家廿多口亦已耗盡糧食，家中還有一個八十多歲的祖母。兩父子專程到安置站希望帶些食物回去，但現場工作人員似乎無動於衷：「這些物資只供給我們這個安置點，別的地方由別的安置點負責」。這對父子堅持不走，開始與他們理論。我見狀於是上前查問，並打算訪問這對父子，一名政府人員見到記者，也迅速走過來，主動上前跟我解釋情況。圍觀的人愈來愈多，其他不滿的災民亦開始你一言我一語。這時，事情突然有了轉機，工作人員叫兩父子走上前，並向他們遞上兩大箱杯麵，剎那間，那對父子走了，聚集的人也散開了。反而在當局眼中，似乎記者比災民更重要，例如分發食物時，除了官兵及工作人員優先，就會輪到記者，拿著採訪證亦能獲發食物。諷刺的是，雖然安置站的災民只有自己帶來的食物，但他們仍然毫不吝嗇、守望相助，除了與其他家庭共享僅餘食物，不少人更願意邀請餓著肚子的陌生人與他們一同吃飯，我也被邀請好幾次，的確災難當前，特別能彰顯人性的光輝。

災後生活真正考驗
　　除了缺水缺糧，災區面對另一個最大挑戰就是電力供應。地震後重災區的公用電力，包括街燈等設施很快恢復，但仍不能滿足災民的用電需求。舉個例子，與五年前汶川地震比較，用智能手機的人大增，臨時的充電位置全日都擠滿災民，一個拖板再加插另一個拖板，如此類推，一個電掣就插上幾十個插頭，結果嚴重分薄電源，令充電時間比正常多花兩三倍，這種情景五年前汶川地震絕無出現。這亦令在災區採訪的記者大傷腦筋，因為所用的錄音機、電腦、攝影機、電話通通都要不斷充電， 所以每天除了安排採訪工作，必須預留「充電」的時間。

　　當然，器材要充電，身體更要充電，回想六天的採訪，與同事一起「搏殺」，休息時間欠奉，我們都只能靠意志堅持著。有災民對我們說，來採訪的記者很辛苦，說實話，我不以為然。我想，過了一段時間，救災結束，我們便能離開災區，返回舒適的香港，但這裏的災民則要繼續面對災後生活，對他們而言，仍有漫長的路要走，可能真正的考驗才剛剛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