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媒介缺乏「公共性」

2002-02-18
香港報紙專欄仍未能發揮「公論」的角色。
大眾媒體是所謂「公共文化」(public culture)的主幹,一個社群的文化在公共媒體----如報章、雜誌、廣播、電視,和互聯網----中展示出來,而表現出一種「公共性」(publicness,不是publicity)。這種公共性,顧名思議,是「公共」的,和私人利益無關;它也有一種認同性,因為這種公共文化的生產者和消費者都是處於一個共同的空間和時間,它所引發的「共時性」就是一個社群的人民認同的基礎。

這一個抽象的觀念來自德國哲學家哈貝瑪斯(Jurgen Habermas)。關於「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和美國學者安德遜(Benedict Anderson)關於「想像社群」(imagined community)的學說,在學界早已是老生常談,也引起不少爭論。這種學說,在中國和香港是否適用,有待進一步的探討。此處可以撇開學術理論不談,且讓我先提出一個基本的觀念。


欠缺文化精英

香港的大眾媒體所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缺乏一種「公共性」的理念;香港的公共文化,其實就是一種大眾文化,它的作用,「是將大眾集體無意識深處的渴望、需要、焦慮、困惑、夢想加以投射實現,利用此一形式來形塑目前大眾所關懷的日常生活,並以此種方式表現出集體的分享,以及對於文化任務的承擔」。以上的這段話引自台灣學者廖炳勇討論台灣公共文化的一篇文章,也頗適用於香港。廖炳勇又說:「在台灣,這百年來公共文化的發展,無疑是從文化菁英邁向消費社群,自同質性與抗爭性高的階段逐漸邁向去除中心,以及多元化文化消費。」
香港的情況恐怕尚不止此,因為香港本無文化菁英(或曰精英elite)的傳統,在英國殖民時代,只有統治和被統治階層,而現在的「精英」,除了政府官員之外,恐怕也只剩下富豪了罷。最近董建華先生在港大九十週年的餐\會上公開提倡精英主義,其意思似乎指向高等教育訓練出來的「職業精英」,是以知識的先進為本位,但似乎也沒有提到「文化精英」的問題。然而,媒體的製作和批判,我認為都是文化精英的責任,沒有這種精英,如何能建構香港社會的公共文化?

而在香港的官僚系統中,文化是和娛樂聯在一起的,不像中國有文化部。所以,簡而言之,多年來英國殖民主義在香港的遺產是訓練出大批精幹有效率的公務員,卻沒有蘊育出「公共文化」和「公共知識份子」(public intellectuals)。所以,香港的「公共文化」,除了市場消費文化之外,就只剩下政府制定的「文化政策」,推行下的「成果」,卻缺少了一種發自社會而又以「公民社會」的公益為理想的公共文化。這種社會上的公共文化,理應由公共媒體建立,但目前的香港媒體卻把「公共」視為「通俗」----一切以大眾消費為前題,因此引發出不少相關的問題。


公共文化匱乏

問題之一是沒有真正的「公共電視台」,而普通電視中的公共性節目也少之又少;即使有,也類似政府的廣告,引不起觀眾的興趣。

問題之二是也沒有以「公共性」為準則和理想的報紙,《信報》和《明報》勉可充數,但內裡的公共園地還是太少。香港報紙的特色----專欄----本可扮演這個「公論」的角色,但目前的情況恰好相反:專欄作者各霸一方或各據一塊,信筆書來,作家的心目中也無所謂「公共性」。

問題之三是香港媒體大眾製造出來的「幻象」大多是炒作出來的,炒作心態蔓延成災----從樓房和股票炒到新聞。

問題之四是新聞工作者也缺乏自覺和任何公共性的理念或理想,只不過把新聞作為一種「搵食」的職業。老板叫我作什麼,我就作什麼。

問題之五是:因為缺乏公共性,所以想像中的讀者、觀眾或消費者的文化水平必定是低之又低、庸俗不堪。即使香港的大眾的確如此(如此則真的自視甚低了!),媒體也沒有顧及到當代消費文化本身的多元性,更沒有顧及到各種不同的「小眾」。

問題之六是:政府負責此方面的有些官員也缺乏一種公共性的認識。其實大眾的日常生活不僅是一種經濟行為,也是一種社會現象,即使是日常生活的文化,應活動於社會中的「公共空間」,不是政府管治得來的。在集權主義的國家,一切生活由政府管治,而在民主主義的地區,政府只不過是制度的一部份,在政府之外,還有與之相等的「公民社會」和「公共領域」。香港當然不是集權國家,但部份媒體仍屬公營,一切比照公務員制度辦理,如果政策亦復如此,這就把政府和公共這兩個不同的領域混淆了。在一個真正民主的社會裡,即使公共媒體由政府建制和經營,它的言論仍然應該是獨立的。英國的BBC、美國的PBS,甚至「美國之音」(本是為美國作宣傳的機構)皆是明顯的例子。


建構想像空間

香港媒體既然缺乏公共性,那麼該怎麼辦?我認為即使現實中沒有,也應該提倡一種想像的公共性和公共空間,這一個想像理念的建立,當然需有學理上的探討,然後再由實踐和檢驗(因此我今春在港大特別開了一門課,就叫作「公共批評」)。即使在經驗的層次上----且不談抽象理論----作這種「公共性」的想像並非難事,從事文字的文化工作者(包括我個人)必然在心目中存有「想像」的讀者群,我為誰而寫?我想像中的讀者是否只善聲色犬馬,或是對我有所訴求?如果在報刊上寫文章不全為稿費或牟利,那麼那點「剩餘價值」是什麼?對這一連串的問題,如果作者略作反思,不難想像出一個公共社群的輪廓,那便是「小眾」----我一向是為小眾而寫----也未嘗不失其「公共性」,至少大家可以分享一種共同的興趣和話題。我又認為香港報紙被作者所霸佔;為讀者----也可能是將來的作者----開設的園地太少;至少,可以考慮擴大讀者投書的篇幅。

視覺媒體(如電視)的想像觀眾較難界定,一般的方法就是市場調查或抽樣問卷,我認為這都是商業性的作法,與「公共」媒體的職責不盡相同。我提倡在作市場調查的同時要反其道而行。在生產和消費之間建構出一個想像空間,這個空間是多元的,其對象是各種小眾,為這個空間構思或製作出來的節目,絕非為了迎合大眾趣味,也絕非曲高和寡,自命清高。英國電視的有些管道皆是為這個想像空間而開設的,在香港實踐這個英國模式,當然有其困難,然而,如果香港的電視(不論是有線或無線)仍然固步自封,則真會變成「自我應驗」的產物----為「最低賤的共通點」(the lowest common denominator)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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