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權力者的權力:劉曉波的銳利和北京的尷尬

2010-10-14
  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也許是又一個柔弱勝剛暴的故事。

  他的過人魅力不在於有什麼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政治能量,可跟執政者一較雄長,而更在於其謙卑和努力,以識見為力量,接迭不斷,活出做人的原則,展示國家必須和平演變,推行憲政民主、人權法治,才有望走上政治清明的康莊大道。

維護歷史真相
  在眾多權利之中,他尤其珍重言論自由的可貴。劉曉波慨嘆,在當局強權鎮壓和製造繁榮之下,八九民主運動的歷史真相已被權力遮蔽,「記憶被謊言填充,常識被狡辯歪曲,良知被金錢收買。」官方壟斷言論空間,打壓異己,加上「向錢看」的大勢所趨,在政治權勢和金錢現實下,參與八九民運的一代人很多都退回自己的空間,「莫談國事」。部分人則變身大資本家,或者成為當時得令的「御用智囊」,他們以各種各樣的辯辭,把反腐敗、反官倒、爭民主、爭自由的八九民運,描黑為少數人策劃的陰謀叛變,把開槍殺人視作別無選擇;更把政治改革貶為不合國情的妄想。結果,八九民運及其所代表的民主改革訴求,在官方輿論主旋律下,面目日漸模糊,年青一代對八九民運所知不多。

  依劉曉波的看法,淡忘八九民運,只是國人在資料封鎖和言論禁制下,淡忘歷史的眾多事例之一。其實五十年代成長的一代人不知道抗日戰爭、國共內戰的歷史真貌;六十年代成長的又不清楚反右、大躍進、人民公社的來龍去脈;七十年代的就不掌握文化大革命的真實情況,結果下一代不知上一代的歷史,令國民無法從歷史記取教訓,也因此難以防範歷史悲劇的重演。面對種種壓制,劉曉波主張民間要追尋真相就只有靠個人的勇氣去作見證,為歷史留下記憶。

伸張思想自由
  除了歪曲歷史,言論不自由同時阻礙了思想自由的發展。國家機器嚴密監管言論,令衷心的社會交往和思想交流動輒得咎。後果不僅窒息了思想發展,更破壞了人際的互信關係,個人只有退回自己的小圈子,每個人都變得謹小慎微,言不由衷。可供你選擇的只有兩個:繼續思想卻不能公開表達,還是索性不思不想。若多數人耐不住前者的痛苦而選擇後者,根據劉曉波的想法,只會養成愚忠和奴性,應合了極權管治既要強權也要順民的兩重需要。

  因此,劉曉波深信改造國民性格的關鍵在於言論自由。他認為,長期以來連串政治運動給受整肅者帶來莫大的損害,國民面對嚴厲的思想管制,當然不會硬闖關,只會變得冷漠、迴避,甚至轉為相信「天下沒有東西是真的」,對甚麼事也認為不必太認真,人們逐漸變得「沒有信仰、言行背離、心口不一」,在公開場合不會放過獻媚權貴的機會,私下卻又盡情調侃官方,月旦人事。要扭轉犬儒的社會風氣,改造極權管治,推動社會取得更大的自由,劉曉波主張,首要任務是爭取言論自由,由已醒覺者先行,以他們敢怒敢言的獨立思考,講真話、求真相,以身作則,逐步凝聚力量,呼喚及堅持正義,從而「點燃人們追求自由之火」。

推動輿論監督與民權力量
  有些人不認為輿論監督是民眾討回公道的唯一手段,因為民眾亦可通過上訪或訴諸法律討回公道。但劉曉波通過分析國情,認定開放言論,推動輿論監督,才是為黎民百姓伸張正義的有效途徑。他指出,上訪案件之中,得到解決的只佔總數不到千分之二,信訪制度只是聊勝於無。近年來,信訪制度雖有改革,由二十八個部門組成聯席會議,信訪條例也通過了,以「疏通信訪渠道」,保障公民有申訴的權利。問題是,信訪制度的負責機構責任重大,包括掌握情況、提出對策、協調有關組織、督促落實對策等,但卻無特別權力駕馭涉案的官員及架構,因此實效不大,點綴味道多於一切。加上司法仍欠獨立,能否用司法渠道尋求公道當屬疑問。因此,既然屬於行政救濟的信訪制度收效不大,司法救濟的法庭審案成效可疑,倒不如賦予傳媒法律保障,通過輿論監督,權充人權救濟的手段,為受欺凌者討回公道。

  言論自由的另一民主用途,在於滋長民間抗衡力量,伸張民權。正如劉曉波指出,言論自由容許民意滙聚,形成公眾意志,從而發揮輿論壓力。例如曾有眾多網民在網上表達對某位反腐敗官員的強烈支持,再逐漸形成「輿論潮」,令這位體制內人物得到意料不到的重視。換言之,體制外的輿論壓力可兌化為體制內的反腐敗資源。更重要的是,伴隨社會及經濟變遷,劉曉波察覺到,不少社會群群體及個人不僅經濟獨立,權利意識亦已覺醒,敢於挺身而出,挑戰官方的壓迫或者不合理政策,令民間維權活動紛紛湧現,前仆後繼。這些民間力量能否進一步鞏固、加強,從而分工合作,除有賴組織協調外,亦取決於民間組織如何運用及擴濶言論空間,加強溝通切磋,互相關照、支持。

發展民主和法治
  從憲政的角度看,劉曉波更主張言論自由是公共秩序不可或缺的一環,是社會長治久安的前題。

  近年來,官方儘管強調要共建和諧社會,甚至把「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憲法,但社會現實卻是佈滿着衝突、爭端、分裂、矛盾。在經濟一片繁榮的景象下,社會卻出現了連串聳人聽聞的慘案。礦井爆炸、學生大批中毒、有毒奶粉、有毒疫苗致命等事件時有所聞;官民衝突此起彼落,由浙江東陽、江蘇無錫到重慶萬洲、四川漢源,從北京郊區、西安蓮湖到廣東中山、廣西南寧,先後出現大規模官民衝突,有些更持續一個月;而社會矛盾亦到處可見,由強行徵地不給合理賠償、工人醫療保險及養老金給人挪用,到地方部門侵佔民營企業、賣地收入不知所蹤等等。但與此同時,政治壓制卻有增無減。當局過去集中整肅政治異見分子,現在更將控制網擴濶,例如鎮壓法輪功運動、打擊取態開明的自由派學人、逮捕為民請命的維權律師、政治審查互聯網站、以「泄露國家機密」為由拘捕記者等,近年又特別注意網上的議論,嚴密規管大學BBS及民間網站。

  在劉曉波看來,衝突頻生,矛盾處處,是由於過時的政治體制無法追上新的社會形勢。巿場經濟的發展令不同行業、階層、地區得到不同的利益,不同群體彼此之間的磨擦以至衝突增加在所難免,但政治體制依然故我,腐敗不止,令權力向某些群體傾斜,製造不公不義,引起民間的反抗就更大。再者,官方日漸喪失意識形態以至文化霸權,民間社會由文化品味到價值觀念都走向多元化,其中不少民間組織以至部分體制內精英,都較以往敢於表達自己的想法,部分甚至坐而起行,為自己為公眾討個公道。反觀權力架構則原封不動,應對矛盾的策略基本不變,依然是控制為主,甚至捨本逐末,視民間對抗為動亂之源。
 
  正本清源,劉曉波認為解決之道在於發展民主和法治,從而面對問題、溝通理解,而不是暴力鎮壓和謊言欺騙。例如批評政府和街頭政治,只要是和平表達訴求,根本是社會秩序的一部分,既可容納不同意見,亦可保持社會穩定。

  以言論自由的權利為核心,劉曉波築起未來中國的理想景觀,由維護歷史真相、伸張思想自由、民主發展到憲政建政,清楚展現中國政治現代化的議程和要素。

  沒有革命的呼號,更不帶任何武力,劉曉波不外是通過以理服人和聯署行動,滙聚社會力量,向政府施予道德壓力,讓國家制度回歸憲法的承諾,迷途知返。手無寸鐵的論政書生遇上雄獅百萬的國家機器,書生最後惡運難逃,卻以平和而理性的力量,贏得國內外的關注和認同,反觀以不斷打壓把書生變成國際輿論焦點的大國政府,一下子卻站到現代文明的對立面。

  從「六四」到今天,劉曉波深信自己沒有敵人,但在道德和識見上,高牆和雞蛋兩相對照,究竟誰高誰低,還有比今趟更清晰分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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