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Vs撤退—採訪日本災區的思考

2011-04-14

  「是不是太懦弱了?」

  揹著兩個背包,在東京成田機場,氣急敗壞的趕上飛機,茫茫然坐下來了,原本打算好好的睡一覺,應該說,原本打算好好的睡一覺來逃避一些問題,但腦海裡就是不停的出現這個問題。

  還是請空姐要來了報紙。

  打開香港報紙,一幅日本地圖,逐個地方清楚地用數字交代了最新災情,有的村鎮全沒了,一個都聯繫不上,過萬人失蹤。

  頭版是核幅射的標題,圖片是數個白衣白褲白鞋全副生化裝備的人員,推著一個躺在擔架床上全身密封的災民去檢查,在防毒面具下人們都變得沒有咀臉,似乎證明撤退的決定是對的。

  看畢,飛機起飛,由高空望著窗外的日本,又想起那些畫面。

  還是再請來空姐,今次要了兩份日本報紙。

  看不懂日文,但一幅新聞圖片有時勝過千言萬語。

  一個女子披著毛毯,站在廢墟前發呆。打開內頁,兩名災民抱頭痛哭,背景是一台汽車插進了房屋屋頂。

  鼻子一酸,眼眶又充滿了淚水。

  想起在仙台海邊,如果面前突然翻起十米巨浪,想起行家說的,「那就向愛人大叫一聲『我愛你』吧」,想起生命的脆弱與無奈,想起那刻的生離死別,想起有多少人閉上眼睛抱著一起迎接最後,想起很多很多,再想起08年採訪四川大地震之後,行家說的一句話,「上到飛機,打開報紙,才責怪自己那時為什麼沒有好好的慰問災民。」

  不禁再問,「在災難面前,是不是太懦弱了?」

從北京到仙台
  三月的北京,不算很冷,午後的陽光挺溫暖的,提著手提電腦,不用穿外衣也可以從天安門廣場慢慢走到人民大會堂的東門。

  紅旗飄揚,在東門石級的大理石柱下,碰到了香港的行家。都十多天了,全國兩會也進入尾聲,大伙兒也就在大會堂門外,拍了數張照片留念。「咔嚓」一聲,時間剛好是下午一時四十五分左右,日本在這一刻震動。

  拿起「兩高」報告書,說到內地的法治,都是一些騙人騙自己的話。走出走廊,坐在樓梯梯級上,打電話回香港簡報內容。

  此時主任經過,看了我一眼,說「日本地震了,8.8級。」

  呼吸和心跳都恍惚停頓了一下,大地震總是無聲來襲。

  *   *   *   *

  星期六中午,飛機在日本東京羽田機場降落。

  在機場找到香港入境處人員和一些趕著回家的香港人,其中有一名年輕男子,問日本的核電廠好像爆炸了,很擔心安全,那時還未察覺危機已悄悄迫近,還安慰他說應該沒事,看來那時還是太相信日本政府。

  傍晚,坐上電視台記者租來的20座旅遊巴,與行家一起一行10人出發到仙台。

  高速公路封了,要走小路。途中在一間便利店外休息,店內連樽裝水都沒有了,餅乾面包什麼都沒有,有點出乎意料。

  十二個小時之後,第二天早上大約七、八時抵達仙台。情況比想像中的要好得多。基本上沒有房屋倒塌,居民很有秩序在公園排隊取水。

  旅遊巴先停在仙台市政府大樓外,然後開始採訪,中午前後開車往海邊,亦曾嘗試步行至災情更嚴重的地方,直至下午兩、三時左右,問題開始浮現。

  原本還在與行家們計劃下午及明天的行程,旅遊巴司機說沒汽油,什麼地方都去不了,唯有返回政府大樓。

  吃了點東西,入夜了,消息越來越多,也無從考究真偽。

  有人說核電站爆炸了,核幅射洩漏,聽說吹南風了,污染物正沿海從福島往仙台飄過來。

  心中有點納悶,其實對核事故一無所知,就是知道一旦出事了就會是大災難。幅射看不到摸不著,其實要比地震更可怕,地震來了還可以跑可以躲,震過了就沒事。核幅射來了,你一點感覺都沒有,你知道但你跑不掉也躲不了,除了等死你什麼都做不了,而那種死亡更是非一般的死亡,想想也覺得恐怖。最無奈是沒汽油,連逃亡的最後機會都沒有。

  有人說日本政府叫國民留在室內,感覺就像連空氣也有毒。

  有人說封鎖線擴大了,即時打開日本地圖,從未這麼細心研究距離與方向的問題,赫然發現仙台的東面就有一個女川核電站,距離仙台只有幾十公里,有人說女川核電站外的核幅射超標幾百倍。其實根本一點概念都沒有,超標幾百倍對身體有何影響?不知道,只知道當了記者6年,什麼時候聽過一種物質會比安全水平高出幾百倍?單聽數字就覺得可怕。

  突然一名戴有臂章的外國人,問我們是否加拿大人,「不是」,然後就走了。

  *   *   *   *

  開始要在大樓內找地方睡覺,最後決定還是睡大堂,雖然冷,但如果有餘震,逃生也較容易。找來三張椅子,拍在一起一字排開,夜了,要決定明天的去留問題。

  去或留,如果沒汽油就只有留,旅遊巴司機說,公司晚上已派人從東京送汽油上來仙合,早上八時旅遊巴會回來政府大樓。不用留就可以走,問題是要去哪裡。

留守前線的憂慮
  其實很想繼續採訪,不過說真的還是有點猶豫。

  當記者,有誰不想站在現場,用自己的眼睛用自己的紙筆記錄歷史?將親身感受化為文字,永遠比坐在電視前看NHK World或在電腦前看共同社來得真摯鮮活。

  雖說言語不通,但天災面前,簡單一句問候,一句祝福,經大氣廣播就會變成力量無窮。

  香港記者走在日本的災區上,更可看到香港可以從日本身上學習到的地方,這是任何地方的記者都做不到。

  更重要的是記者有監察角色。政府有怠慢,政府有隱瞞,災民有不滿,災民有疑慮,只要災民有話想說,那怕是什麼地方的記者都可以是傾訴對象,有時外國記者更會比當地記者發揮更大功效。

  當然這些都只是停留在理論層面,實際上做到多少又是另一回事。最大的顧慮是,一旦爆發核災難,肯定會大混亂,到時想走也走不了。

  「沒有一宗新聞,值得用生命換回來。」總想起前輩們的這句說話。

  見慣了大小意外,見慣了生離死別,第一天跑新聞的新人都會聽過,安全第一,平安回家,無論是採訪車禍火警還是地震海嘯都一樣。而今次面對的危險更是無色無形,避無可避。

  有人說是過慮了,但從實況看來又確實值得憂慮。

  也沒有什麼激烈辯論,很快就決定了天亮就走,回東京。

  部分報紙行家似乎想留低,聽了又有點動搖。

  一股熱血跑來災區,一有危險掉頭就跑,感覺很不光彩。更甚的是有點離棄了災民的感覺,覺得自己有點「沒義氣」,貪生怕死。

  「是不是太懦弱了?」心想。

緊急撤退的決定
  沒有毛毯,穿上大衣,拉上拉鏈,半夜,躺在三張並排椅子上,睡不著。

  越來越多的「聽說」,有人說加拿大撤僑了,突然想起那個戴著臂章的外國人,即時在大樓大堂轉了兩圈,左顧右盼都找不著他,無從證實,但如果外國都撤僑了,那就代表似乎事態已去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繼續傳來更多核電站爆炸的消息,然後意見開始有點分歧,有人提出是否應該回東京的疑問,還是應該向北撤退。仙台在福島以北,如果回東京就幾乎一定要經過福島。有人建議順著風向走,避開核污染物,往山形、秋田再沿日本北岸返回中部的新潟,另一條路線就是向北面青森方向。這幾個地方都有機場,可以坐內陸機回東京。

  但也引起其他問題,是否有足夠汽油支持「逃亡計劃」?如內陸機沒機位怎麼辦?如果去到青森還是走不了,要繼續北上去北海道嗎?

  還是趁核事故未去到最惡劣境地,「搏一搏」盡快回東京?即使東京沒機位,最壞打算也可以繼續往南去大阪,甚至更南的地方,逆風向而行。

  想太多也沒用,商量後決定,如果早上沒有更新的資料,就按原定計劃回東京。

  過了午夜,數名揹著大背包的人進來政府大樓。原來是內地的行家,有來自廣州《南方都市報》的記者,交換了電話號碼。「要辦簽證所以來遲了」,他們說。

  告訴他們現有已知無論真假有關核電站爆炸的資訊,沒有汽油要明早才撤走的困境,他們聽了都顯得有點憂心。

  已差不多凌晨三時,《南都》的記者又出現,說他們找到一台車,有汽油的,現在就開車北上往青森,車上還有一個坐位,問要不要跟他們一起走。

  這可說是最困難的決定。

  很感激他們在最危難時伸出援手,能盡早撤退當然好,但北上了還是會有其他問題,又不知他們到青森後有什麼計劃。

  還沒有開口婉拒,突然旁邊跑出另一位內地記者,說「有位嗎?我去﹗」
跟他們道別,祝福他們平安好運。

  *   *   *   *

  看了看躺在旁邊的香港行家們,明天還是一起共同進退。

  打了電話給入境處身在東京的人員,查詢核電站是否爆炸了,另外明天東京有沒有機位回香港,等候回覆時想,想不到自己也有打電話到入境處的一天。

  「是的,核電站爆炸了。」入境處人員冷靜回答,但也不知能做什麼,報告了總共有多少行家在仙台,來自哪家機構等,希望入境處能安排機位。

  想睡,但總是睡不著。不知何時,政府大樓大堂內,有人在地上放了一台小收音機,一直都是同一聲調的日文男聲廣播,聽不懂也沒有多理。

  突然響起一把女聲,說「Here is information for foreigners…」。

  即時坐起來,睜大眼睛,以為日本政府有什麼重要事要宣布,原來是通知外國人說有一個電話號碼,有專人用英語、普通話等答覆查詢。

  姑且試試打電話去問一下,是一個操流利普通話的女子接聽,是一名中國人,問了一些核電站的問題,也沒有什麼新的進展。

  整個晚上,電視台記者的手機不停響,另一些也在仙台的香港記者也想坐那台旅遊巴回東京,相約了明天早上在政府大樓集合。

  *   *   *   *

  早上天氣很好,陽光充沛。但呼吸都不敢太用力。

  大伙兒集合了,19名香港記者,另加1名香港人,是一名香港行家的姐姐。在車旁拍了張照,像撤僑一樣,坐滿了的旅遊巴,塞滿了行李器材,早上8時多出發。

  幸好有這台旅遊巴,要不然大家都不知如何回家。
  
  昨晚行家替旅遊巴辦了個「緊急通行證」,回程可以走高速公路。

  經過福島,下車休息了十五分鐘。

  再起行時,有消息說剛剛下車休息時,福島核電站又有一次新的爆炸,車上又是一輪恐慌。

  比去程快了一倍,回程只用了6小時,下午二時抵達東京成田機場。

  在入境處人員協助下,輾輾轉轉登上了經台北回香港的航班。

  香港國際機場,想不到全副生化裝備的人員已在停機坪等候。機場檢查後,再在醫院過了一晚,抽血檢驗後醫生說沒事,可以出院。

履行記者天職
  已預計今次採訪又會引起行內一些討論,每次災難,當人人遠離災區,記者總是反方向而行,第一時間去最危險的地方,事後往往會有意見認為,記者沒受過訓練,裝備又不足,去了反而添煩添亂,又沒有帶回什麼有深度的報道。

  這些說法都是對的,都是本港新聞機構的實況。

  不過即使如此,亦不能全盤否定香港傳媒今次採訪日本地震的意義。

  休息了兩天後上班,在報上讀著林社炳,炳哥的採訪手記。

  「過去走過不少天災人禍的採訪場景,每次如暮鼓晨鐘,讓我警醒人生無常,善待自己生命之餘,還得尊重別人的生與死。

  日本大地震,大批記者連夜趕程,希望搶先報道災情。誰也猜想不到,大地震引發海嘯後,福島核電廠接連爆炸,洩漏核輻射潛伏更大危機。有香港傳媒行家基於安全考慮,撤回香港。

  想起了八九年北京學運,當年大批香港記者北上採訪,後來局勢緊張,更傳出北京部署血洗天安門廣場,為了僱員的安全,不少新聞機構急召記者返港,但有更多記者要求留下,面對公司下令撤離廣場,有人寧願辭職,以自由記者身份,最後見證解放軍血洗天安門。

  記者走到採訪最前線,往往吉凶難料。雖然只是短短六日,但我有幸在自己可承受風險的範圍內,留守日本履行記者天職,緊守見證危情的信念。」

  想起炳哥的豪情壯志,很是拜服,然後又不禁責怪自己。

  差不多一個月了,到這刻仍在思考那個問題。

  晚上,日本東部又發生7.4級強烈地震;巴西有槍手闖入小學開槍;利比亞戰亂為患;世界依然災難不斷,但求天下太平,只願採訪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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