麗港城之役：第四權地位受到動搖和挑戰

　　「這裏是大陸嗎？」

　　這個是8月16日我在麗港城完成採訪任務後的第一，也是唯一感覺，要用上這種的貶義詞來表達心情，一切要由當日下午二時說起。

　　領導人訪港的行程，一向被官方視作機密，國家副總理李克強首次訪港的行程亦一樣，不過，「神通廣大」的香港記者，早在李克強抵港前已完成「大起底」的工作，唯獨家訪一項，因為眾說紛紜未能肯定確實地點，各大傳媒都唯有在李克強傳聞會現身的幾個地點派駐「重兵」，我當日就是「駐守」藍田行動小隊的一員。這種工作，與電影中描述警察潛伏查案有相似，打趣說，感覺猶像獵犬找獵物。

　　如何界定領導人在那裡出現，留意屋苑保安有無異常調動是首要工作。當日我在麗港城「巡邏」時，看到一個疑似警方保護要人組G4的探員與屋苑保安部高層並肩而行，視察屋苑環境，隨後有幾名表現興奮，手持貴賓專用雨傘的保安員，記者直覺告訴我，跟著他們必定會有發現；跟蹤了大約十分鐘，到達26座，看到幾名貌似警察的人士與十多名保安已開始架起鐵馬部署，心中即時冒出「BINGO」一字，為確定自己觀察無誤感到興奮，同時，也為跟接的「追逐遊戲」做好準備。

阻撓採訪不合理
　　用「追逐」來形容這種採訪工作，因為官方視行程為「機密」，有記者在，行程就會曝光，記者在這刻必然被視作「危險人物」，如何掩藏自己的行蹤，在現場留守至最後一分一秒，直至目標人物出現，做即時採訪，需要靠記者們的臨場應變，將被趕走的「危機」逐一拆解。

　　不相認、不打招呼、把採訪器材收好、各自找尋藏身地點，是採訪這類新聞的不二法門。在我到達麗港城半小時後，陸陸續續也有行家發現這裡的異樣，開始到來。寂靜的屋苑公園，除了休息的公公婆婆們外，突然多十數個年輕人，即時觸動保安的警覺，「捉迷藏」遊戲亦正式開始，記者要在有限地方找藏身處，避開保安的眼光和查問，保安們要從人堆中識別出記者，再向這群「陌生人」逐一查問，行跡敗露者被一一請離場，經過一個多小時的「追逐」後，餘下來的「生還者」只有我、一位報紙行家和now的梁卓麒，不是因為我們懂得隱身術或飛簷走壁，而是我們都認識住在麗港城的住戶，保安無理由把我們請走，在軟招不行的情況下，他們開始出硬招了，也是問題的開始。

　　所謂的硬招，最先是身穿保安制服的人員，以報警的「嚇」招，要求我們離開，場面頓時由追逐賽演變為辯論賽，雙方各自陳述理據，各不相讓。當時我和報紙行家在一起，被幾名保安人員纏著，與此同時，在另一邊等待李克強到來的梁卓麒，亦遇到相同的情況，最後我們都沒有被嚇到，繼續留守。

　　之後，有一名身穿黑衣胸口帶有紅色襟章的男子，走近了解我們爭論情況後並說：「拉她們走」，另一名相信是現場保安指揮人員或保安主管的人士(當時多次要求對方出示工作證但不被理會，最終無法求證身份)，以接近指罵的方式和態度向著我們兩位女士說：「我知你們是記者，我知你們想做什麼，記者不可以留在這，我要你們馬上離開，如進行任何拍攝採訪，我們會立即採取行動。」

　　入行當記者快十年，很少在香港遇到這樣的「遭遇」，但對於經常要回內地採訪的我而言，這種情況並不陌生。回想起在記者生涯中唯一一次被當眾指罵過的經歷，就是09年，在新疆採訪騷亂時，也試過被公安當眾指罵和拉上警車帶離現場，地點不同但場景相似，沒想到會在香港找到這種熟悉的感覺。

　　事情之後的發展，就如報章上的報道，我們在所有居民都可以自由進出的情況下，先被兩名女保安員看守，禁止離開麗港城24座對開花糟旁邊坐位一帶，在李克強到場前的十分鐘，女保安的工作由兩名疑似便衣女警取代。當李克強到達時，我在遠距離用手機拍攝車隊進來，在我前方的便衣女警，先嘗試以身體阻擋拍攝，我欲走近26座時，女警再用身體撞向我，嘗試將我撞開阻止我再前進但不果，最後她更走到我前面，用雙手按在我的肚腹，阻止我向前進。在同一時間，梁卓麒和他的攝影師也遇到採訪被阻撓，詳情報紙也有報道。這種阻撓採訪的手法，對香港人或者主要在香港採訪的記者而言，可能有種陌生感，但只要到過內地採訪的記者，便會感到非常熟悉，完全是內地一貫用以「對待」媒體的手法。

捍衞核心價值
　　眾所周知中國不是一個開放的國家，新聞報道以宣傳為主，主流傳媒的新聞取材，以「報喜不報憂」為原則，以為政府宣傳為己任，官方沒有第四權和新聞自由的概念，執法機構與記者，尤其是香港或境外記者的關係，每每處於對立的狀態，難以和平共處，香港記者在內地採訪期間被阻撓，是家常便飯，被捕、甚至被打的情況亦曾發生。

　　香港警察常以「不與培塿為類」態度與記者相處，彼此間一向能在互諒互讓和尊重的前提下，各盡所能，亦因為香港有尊重新聞、採訪和言論自由等的核心價值，是香港人引以為傲的基石，也是我們繼續能以國際城市自居的條件之一。香港政府和香港人，對新聞自由的尊重，也是令我們這群時常要穿梭中港採訪的記者，每次從內地回港，有種在家千日好的感覺，更懂得欣賞香港的可愛之處。

　　可惜，在麗港城這幾個小時的採訪任務，令我在家工作的溫暖感覺一沖即散，既痛亦怒。痛是，保安與採訪的多年的平衡和互信狀態已失去，第四權的地位受到動搖和挑戰。怒是，明知內地阻撓採訪的手法，不被公眾接納，執法者卻被保護領導人安全為藉口，趁機將這套不合理的模式引入香港，叫人懷疑香港一直引以為傲的核心價值，還繼續被認同和捍衞嗎？

　　麗港城一役，只是阻撓採訪的序幕，李克強訪港三天的種種安排，觸動了前線記者的神經，三百名被激怒了的記者上街遊行，顯示不滿，證明不是個別警員或場地安排的問題，是指令出錯，七百萬市民都不能獨善其身，因為被動搖的不止是記者的採訪權，還有公眾的知情權。

　　香港有過太多接待政要、外賓的經驗，例如前國家主席江澤民、國家主席胡錦濤和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等，從無試過有記者攝影機被刻意阻擋、有記者被詳細搜身的情況，也未試過領導人訪港期間，記者連提問的機會都沒有，這一切象徵著什麼呢？

　　雖然立法會和監察會都在跟進事件，最終有無人需要為事件負責受罰，還要等調查結束才有結果。但事到如今，政府和警方，還欠新聞界一個公道，是新聞界敏感，或是今次安排失當，必須有一個說法。借用香港記者協會主席麥燕庭在立法會發言時的一句：「警察濫權或做錯事，道歉是天經地義。」但道歉也不足以彌補信心的缺口，政府也欠對香港人一個交代，一個讓香港人安心相信新聞自由、知情權五十年不變的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