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的傳媒才能推進社會公義和進步?

2012-03-13
  在進步的社會,傳媒作為監察社會的公器,對推動社會公義和繼續進步,實在起著莫大的作用。就我個人觀察,雖然傳媒經常會扮演社會正面價值推動者的角色,比如搞籌款節目或一些表揚好人好事的《感動香港》節目,但總不及傳媒在揭露社會不平或醜聞方面來得尖銳應世。傳媒監察和推動社會正義的功能,最明顯體現於三方面:首先是對所有社會事態的報導和深入剖析;其次是與社會上,尤其是公共領域內重要的參與者和持分者的互動;其三是傳媒本身月旦社會上種種不平現象。茲就著以上三大範疇,審視香港傳媒的現況。

傳媒對社會事態的報導
  首先是一種以電視為藍本的報紙於九零年代初出現,以亮麗印刷,超大號並帶有明顯立場的標題,配以簡單化的內容,再加送各種迎合大眾口味的美女與消費,成功登上報業龍頭之位,也迫使其他報紙仿傚。其主要效應,是令報業內容從嚴肅化過渡到娛樂化,內容也由知識型報業的大塊頭專欄剖析及社評,過渡到較為表面化並帶煽情傾向的報導及評論。

  若比較90年代初與今天報章的版面,這種字數銳減、彩圖銳增、煽情標題當眼的現象尤為明顯。今天在華人世界的報章中,香港報章的內容明顯是整體上最膚淺的。

  自二戰後迄今,香港報業之專欄剖析及社評的數量、探索範圍及水準,已有明顯下降的趨勢,97前已見愈來愈多倚賴外國傳媒的繙譯之作。到97後有深度的專欄作者園地更買少見少,專欄作家也紛紛轉業或消失,這亦使得香港傳媒的從業員大部分再無這種「報而優則評」的專業化晉升機會,即由好記者晉身專欄作家,進行深挖式報導(investigative journalism)及月旦時事而廣受尊重。

  縱然97後香港社會出現了「名嘴」,但擁有這號身份的人士不一定由「科班」(即新聞從業員)出身,其賣點也不再是專欄作家式的有分量剖析及對公共價值的堅持,反而可能是其評論夠兇狠夠生鬼或挖苦夠出位。而部分出位名嘴的個人目的,顯然也並非志於做專欄作家。而且,97後這些名嘴還會面臨一種不能名狀的風險,即因著一些牽強的理由而被逐離或「自動」離開傳媒陣地,尤其是那些剖析認真價值堅持亦嚴肅的名嘴。可以說,西方報業式的專欄作家,在香港傳媒界完全被邊緣化,僅剩下一些特別報種仍維持專欄作者格局。

  其次,缺乏了傳媒專業自己培育出來的專欄作家,香港傳媒對社會事態的報導,也愈來愈倚賴公共領域內另一群重要的參與者來進行深入剖析,那就是各個領域的專家,與及大專界的學者。但缺少了傳媒自己有份量的專欄作家與學者及專業人士互動,傳媒與這些學者及專業人士的關係,便變成1)利用這些專業人士的「口」,來或明或暗支撐傳媒本身對事件的態度;2)任由這些專業人士以其「權威意見」來為他們背後可能潛伏的「後台老闆」服務;3)恆常倚賴少數願意發表意見的學者,以致觀點及分析出現停滯的現象。也就是說,傳媒作為監察社會的利器,它本應在監察過程中培育自己的專業化高級評論員,這批人見多識廣且分析力強,堪與公共知識分子配合,也能與一眾專家互動,能聽得明專家的說法卻不被其牽著鼻子走,甚至懂得如何詰問專家而暴露出他們的謊言。不然的話,監察社會的利器便會退化為掩飾社會霸權的保護衣。

專業失陷的惡性循環
  因此,傳媒若要扮演好作為監察社會公器的角色,它整體的思考、分析及批判水準就一定要提高,因傳媒的監察不能只限於報導社會,而是要剖析社會。剖析工作非常繫於新聞工作者能否有合理的專業晉升,以專欄作家的水準單獨或與學者專家們配合進行剖析的工作,也同時繫於社會是否懂得尊重這種專職的「高級新聞師」。

  很可惜,香港的傳媒雖然多有盈利,一些龍頭集團的盈利更非常豐厚,然而傳媒集團對於改善新聞工作者的待遇,提供新聞工作者專業晉升機會則非常消極。一個惡性循環出現:暢銷的大報僅提供副刋,市民讀者也只滿足於閱讀副刋蜻蜓點水式的短文,卻從不懂要求報紙對時事提供深入追蹤分析的專欄探討,辦報的人自然「樂得清閒」,更可節省「荷包」,而採訪經驗豐富的資深新聞工作者往往要離開傳媒行業,淪為大機構大企業的公關,只能深情以一句「多謝支持,後會有期」作別,這已不再是最近才發生的現象!

  電子傳媒的情況更糟糕:專欄探討式新聞透視節目每況愈下,電視台連一個像樣的時事討論節目都欠奉;新聞報導則輕重顛倒,焦點錯置;只一味追求花邊式,娛樂化的報導;卻未能為觀眾提供瞭解問題的視點。電視台基本上任由膚淺的即時報導在廿四小時新聞頻道中不斷重複,就好像開著水喉任由食水白白浪費掉一樣,浪費掉寶貴的廣播時段,也從不肯多花一分成本利用非黃金時段播放範圍更廣或內容更深入的新聞探討。香港人之缺乏通識及全中國、全亞洲以至全球視野,與長期吸收這種「營養不良」的傳媒餵哺實有莫大的關係。

傳媒製作輿論節目的重要性
  傳媒監察社會的的第三方面,即由傳媒製作月旦社會上種種不平現象的輿論節目。這種節目與專欄作家的重頭剖析文章不同,它們的作用是將社會上的不平事通過的月旦的方式更進一步呈現出來。而其呈現方式也愈來愈藝術化以增加視聽效果。因此,一些受歡迎的月旦節目如《自由風自由Phone》、《頭條新聞》等不單大受歡迎,其主持人也逐漸成為名嘴。前一種在主持人的調節(moderation)下讓聽眾對時事發表意見,後一種則由節目製作人員精心設計諷刺劇,月旦公眾人物的醜態,戮破他們的偽裝和表演,以突顯某些社會醜聞的荒謬性。

  但細心分析,也不是每一個月旦劇或「烽煙」(phone-in)節目都廣受歡迎。這不單由於主持人的「壓場」能力。倘若某主持人或某台的月旦節目被視為帶有明顯的傾向性或預設一種偏幫權貴的立場,則節目的受歡迎程度便會大減。受歡迎與否,甚至與節目是否預設立場或是否中立無關。例如某電視台97前後推出的月旦節目,前者預設明顯批判未來當權者的立場,結果大受歡迎,不單令眾主持成為人氣一時無兩的名嘴,更令該台長期處於低迷的收視連帶得以提升。反觀該台最近的月旦節目,雖然向外宣稱完全中立,節目收視仍然低迷。更重要的原因,在於主持人月旦社會醜聞或不義事件的誠意與「功力」,亦即對不義事件的批判是否透徹有力。

傳媒發揮監察社會功能的基石
  討論到此,我們會看出商營傳媒在香港這彈丸之地的限制。激烈的市場競爭,對傳媒的公共性,亦即是其監察社會的公器角色,可說是一把雙刃劍:它一方面啟動傳媒,卻也迫使它們從眾與媚俗。正因為香港的市場太小,傳媒只能靠媚俗生存,缺乏足夠的高端讀者群對之進行督促與鞭撻,因此當激烈競爭過去,傳媒市場安定下來後,傳媒對社會的監察便不能向更為專業化的方向邁進,這可算是資本經濟對傳媒扮演社會公器的限制。

  另一方面,輿論節目雖然可做得非常受歡迎,然而97後香港的商營傳媒竟對之不屑一顧,或就算製作仍不敢放手管理,卻反而將之搞得溫溫吞吞。反而最受歡迎的輿論節目卻來自公營傳媒。一眾商營傳媒,在當權者強大的錢權壓力下屈服和妥協,無視民眾對輿論節目的渴求,實在非常可悲!這進一步反映了政治對傳媒扮演社會公器的限制。

  在此我們會看出公營傳媒的重要性,因以公帑支付可讓一群傳媒人保持獨立性,充分發揮專業化傳媒所要扮演的角色。然而,要能充分發揮專業化,便需要在制度上,即立法上及行政監管上保證公營傳媒機構的編輯自主,因為只有一群受合理制度保護編輯自主的傳媒人,才能在監察社會一事上作出貢獻,否則公營傳媒就會退化為官方傳媒。這兩種性質的傳媒雖然有重疊,但卻有一個最基本的分別:官方傳媒只懂服侍政府,而公營傳媒真正服務的應是市民。而只有確保公私營傳媒的獨立性,才能讓傳媒充分發揮監察社會的功能,服務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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