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謬的國度—內地採訪的慨嘆

2013-05-15


  沒想過自己一連兩個月都要前往內地採訪,在北京採訪兩會是預先規劃的,採訪四川雅安地震是毫無準備地出發。每次採訪完成,一些soundbites總會深深印在我的腦海之中,過去一直未有機會整理思緒,或許藉著這次分享來一次總結吧!

著名法學家江平:「習近平講共產黨應該永遠接受很尖銳的批評,既然能接受批評,我覺得習近平應以保外就醫處理劉曉波事件,對新領導是很好的姿態。」

  沒想過香港記者遇襲竟成為兩會採訪另一焦點,政客所說什麼入鄉隨俗,傳媒一齊策劃衝擊,實在令人啼笑皆非。一名香港市民在北京探訪異見人士劉曉波太太劉霞,涉及中國人權問題,難道不值得關注嗎?

  基於專訪江平教授也主動提出釋放劉曉波,我們決定前往採訪,豈料採訪開始大約十分鐘,楊匡仍在屋苑外跟警衛對話,突然出現數名不明身分大漢從屋苑走出來,他們一手推開楊匡後,似有計劃地集中驅趕記者,並針對三名電視台攝影師,用手遮掩鏡頭,指罵及喝令他們停止拍攝,有記者嘗試拿出手機拍攝,亦被推開。本台攝影師成為首個襲擊目標,他們拍打攝影機,抽起攝影師的衣領,這一刻我們可以做的就只有大聲喝止他們。經過一番推撞後,他們轉移目標至另外兩間電視台攝影師,亦正是市民在新聞片段所見的情況。

  至今行兇者仍未落網,但有報道指派出所為受傷攝影師錄取口供時竟說記者阻塞通道,犯錯在先。他們想出這點子也不用感到意外,這亦令我想起是次採訪一名維權律師丁家喜,他在二月底跟幾名維權人士在街上派傳單,呼籲民眾參與網上聯署要求部級以上官員公開財產,結果兩會前夕被公安以涉嫌擾亂公共場所秩序扣留22小時,列入被監控名單。如何界定擾亂公共場所秩序呢?警官這樣對他說:「你站在那兒,別人就得繞著你走,所以就妨礙秩序了。」由此可見,以此邏輯執法,記者受襲事件只會不斷發生。

  始料不及的是,一個月後再次踏足內地,採訪四川雅安地震。說實話,自己沒有災區採訪的經驗,平日又沒有操練體能,一想到可能要徒步進入災區,面對餘震、泥石流及塌方,實在有點憂慮。不過,這些念頭只是在腦海一下子閃過,時間太緊迫,整個下午忙著訂機票、準備傳片器材及露營物品等,列印幾張地圖後,便趕回家中執拾行李。

  我、黃宇深及攝影師陳權威在4月21日下午到達成都,便前往新聞中心辦理記者證,新聞辦人員告知前往震央蘆山縣城已實施封路措施,只淮許救援車輛通過,否則只有徒步前往。

  故此,我們當下決定添置裝備後,在22日清晨租車前住蘆山,希望早上路面交通暢行無阻,警方或會放行。可是,在雅安市通往蘆山的路段,原來警方已設下路障,即使我向警方出示記者證要求放行,得到的回覆是我們要前往公安局辦理通行證,這樣一去可能折騰半天也未必批准,惟有死纏爛打,最終他們叫我待在路邊等待上級決定。正因如此,我遇上第一個受訪者程國淑女士,警察問我可否幫忙送她回蘆山,我當然立即答應,這是義不容辭的事,而且也表示批准我們可以進入災區。

  程女士住在龍門鄉五星村,她到成都辦事,豈料發生地震後封路,未能即時回家,又聯絡不上丈夫及兩個兒子,一上車她傷心地說聽聞龍門鄉死了三十多人,我只有安撫她不要擔心,並承諾會送她回家。不過,由於要趕及處理「左右紅藍綠」節目的現場報道,當時手持四部手機及衛星電話都接收不到訊息,只好把車停下來,先在路邊找尋可以通訊的地方,同時又出現一批災民們團團包圍著我們,要求先報道他們的苦況。完成電話報道後,我不想讓他們失望,只好把他們的聯繫方法留下,並告知必須趕快送程女士回家。

  沿途的建築物損毁嚴重,蘆山縣城內有改路措施,時有堵車,程女士數次打算下車步行回家,但被我們勸說留下來,因為餘震隨時發生,她還要揹著兩大袋行李,實在生怕她發生意外。當時我的心情同樣矛盾,她的家人生死未卜,倘若出了事,採訪工作應怎樣處理,如何減低對受訪者造成傷害,幸而程女士找回家人,除了她的爸爸頭部受傷入院,丈夫和兒子亦趕及在地震一刻跑到田地躲避。這亦令我們鬆一口氣,也見證著她與家人重聚的一刻。

  由於在蘆山縣城的電力逐漸恢復正常,間中可透過電話收發訊息,故此我們每次進入災區都會預留時間趕回蘆山露營,也要尋找電源為攝影器材充電。採訪工作當然不是就此結束,晚上我們會跟災民坐在一起聊天,了解當地救援情況,並從中思索採訪角度。

  在聊天過程中,我們因而找到另一個案劉琼女士。她花了大半生的積蓄買下安樂窩,現在呆坐在帳篷內,看著對面滿佈裂痕的新房子,欲哭無淚,事實上汶川地震後才建成的屋子,政府已重新修訂《建築抗震設計規範》,為何不能再居住,當中出了什麼問題,啟發我們想追尋答案。起初劉琼不願意接受訪問,身體亦因壓力出現紅疹,或許我是女生的關係,較容易打開話匣子,當前一刻,她最需要的是一個傾訴對象,我跟她睡在同一帳篷,聆聽她的故事,婚姻失敗跟一歲兒子分開、用了十年在北京打拼才買到新房子等,慢慢建立關係,才得以完成採訪工作。事實上,相遇也是一種緣份,我們也並非單單做了採訪便作罷,近日剛收到劉女士的電郵,她終於可以上網,紅疹己逐漸痊癒,重新開展生活。這個消息亦對攝製隊來說,是在這次採訪收到最珍貴的禮物。

汶川地震至今未獲安置災民佘正華:「地震並不可怕,怕的是貪官,利用這個機會又撈一筆。」

  在內地採訪受到地方官員阻撓,已不是新鮮事。我們在災區採訪尚算順利,但在成都市永興鎮明水村採訪汶川地震後未獲安置的家庭,地方官員聞訊入村,一直在遠處監視,又把受訪者丈夫拉走談話,迫使他們不可接受訪問。本來受訪者仍在我們的車子上,準備前往另一拍攝地點,數名地方官員便在村口「恭候」及跟縱我們,最終我們只好中止採訪。

  目前仍然有數以千計的災民前往北京上訪,未獲安置、被強行徵地、安置點變作商業用途的例子,比比皆是,但是換來的是地方政府阻撓、扣押,甚至毒打。採訪期間,他們對網上發起罷捐行動,以及當時香港立法會討論應否撥款救災,略知一二,亦只得慨嘆捐款不是直接交予災民,根本白捐了。

兩會期間被監控的維權律師丁家喜:「如果你想要未擁有過的東西,就必須做你從未做過的事」。

  在這個荒謬的國度,大家已習以為常地看著一齣齣鬧劇不斷上演,國家領導人說「多難興邦」,地方官員卻趁機大發災難財,把自己荷包填滿;國家領導人說「接受人民監督」,劉曉波卻要坐牢,太太劉霞一直軟禁在家中。

  跑慣內地新聞的行家總是苦笑,這就是中國。即使如此,當我看到兩會前夕派發傳單而被監控的丁律師戲言不怕打劫,每天上班有警車接載,維權就是為下一代爭取監督政府的權利;揭發豆腐渣工程的維權人士黃琦,決心與弱者同行,每天發布各地維權運動的消息;汶川地震災民不斷上訪北京,即使回家可能被扣押、毆打,仍然堅持控訴地方政府以救災為名強行徵地,我總覺得只要喚起更多公民覺醒,必定可以迫使中國多走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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