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思不得其解:峇里採訪遭沒收記者證

2013-11-13


  在亞太經合組織的國際峰會,主辦國賦予傳媒新聞自由是理所當然,實際上過往亦鮮有主辦國被指對待記者不周的批評。這一切背景都令我出發到峇里前,少一份擔憂,但想不到抵達當地第三天,就發生令人意想不到被沒收記者證的事情。

事件發生過程
  事發當日我按指示,到菲律賓總統阿基諾出席峰會講座的酒店,等待他進入會場,查詢會不會與香港特首會面、為甚麼不回應特區政府的電郵等問題。與兩家本港傳媒行家在會場入口站立十分鐘,發覺現場保安不太嚴密。雖有數名「西裝骨骨」的保鑣在場,但他們完全沒有理會在場的香港記者,連架起「紅繩」分隔傳媒與嘉賓都欠奉,這種做法在有國家領導人出席的場合實屬少見。最少到達後第二天採訪財金官員會面時,另一所酒店有相似安排,用「紅繩」劃出採訪區。

  目標人物終於出現,與其他國家領導人一樣,阿基諾走在紅地氈上,身旁有一大批保鑣及隨行人員。他一邊走著,一邊與另一名嘉賓交談,加上現場人流眾多,雜聲多,要確保他可以聽到我的問題,只能用較大的聲線作提問。我先發問,沒有得到回應,阿基諾甚至望一眼也沒有,其他行家一樣提出問題,都完全得不到他的注視。短短一分鐘多,我們問不過十條問題,阿基諾就走進會場。

  正當以為任務完成之際,一連串意外隨即發生。一班身上有代表團證件的人士,先走到我們身旁指指點點,對話語氣像是在批評。不久一名大會工作人員走過來,先以疑問的語氣問我們在做什麼,我出於禮貌,簡單地回應,他想了想,就說我們身處的地方,不是記者區,要帶我們到場內的傳媒中心。我們都以為沒有什麼大不了,覺得只是要回到會場其他地方繼續工作,於是照樣跟著他走。怎知他帶我們到出口,就說我們違反了他們的規矩。我立刻與他理論,並沒有得到理會,更被快速拿起在胸前的證件,他望一望就搶走了,然後說:「你已被取消採訪資格,立刻離開。」

  一個國際峰會主辦單位,未有詳細交代理由,就取消傳媒採訪資格,更不是要記者交出證件,而是搶走,處事手法只能用低劣來形容。但作為記者,這一刻我只能做的,是據理力爭要求發還證件。這名大會工作人員,當然不會花時間與我理論,立刻要求保安帶我離開。此時,另一名大會工作人員又走過來,責備我,「你們違反大會規則,在會場內叫囂。」我即時反駁,說我們都在問問題,怎麼會是叫囂。換來的回應只是重申她的判斷,然後一句「立刻離開」。

  我見保安人數有所增加,已不能再作甚麼爭論,只好離開會場暫避風頭。遇到這種事情,自己可以做的事情不多,唯有急急向政府新聞處派到當地的新聞主任求助,並向公司交代情況,然後就只有等待。不久後,在場內的兩家本港傳媒的行家,都相繼被「請離場」。不幸的已不單是我一個,是所有參與這次採訪的傳媒。

  在等候新聞處的回覆期間,我心中只想,這件事要麼就是一宗小誤會,新聞處與主辦機構作溝通後就可以解決;要麼就是被主辦機構「嚴正看待」,任由香港一個個小小成員如何交涉,都不會改變這個決定。沒多久,收到的信息是「事情不會在短時間內解決」,我已心中有數,記者證今趟都不可能發回,但意想不到的事卻未有停止發生。

被監視及禁止採訪
  我們一直在會場外等候,希望新聞處一有好消息,就能盡快取回記者證。不過現場的保安卻步步進迫,過了約半小時連會場外的行人路都禁止我們踏足,離開時又要求我們交代所住酒店。此刻,我對他們的行動只能小心應對,為免他們可能會跟蹤或者搜查我們的房間,我未有如實交代,只說會回到傳媒中心等候。我們輾轉到達國家主席習近平入住的酒店,在大堂休息。但不到十五分鐘,酒店的保安主管又要求我們離開,乘坐的士駛到安檢閘口,更被要求說出住處,否則不准離開。他們要做到這樣,我只能無奈合作。

  第二天,從酒店房間走出大堂,情景與早前的日子大不同,多了近十名當地人坐在沙發上,全都是彪形大漢。我最初以樂觀心態面對,以為他們可能都是酒店貴賓,不可能是當局派人監視自己。但到中午出外用餐候車期間,那批「貴賓」其中一員走到我身旁,拿起手機對著我,我當時也不以為然,直至他手機的閃光燈「叱吒」一閃,然後他一臉尷尬地走開。我即時相信自己的疑慮已經有足夠證據支持。隨後事件中的行家告知我被列入大會的「受監視名單」,我已經不感到有什麼大不了,只當是自己疑慮的另一個憑證。

  被監視的日子維持了兩天,就在峰會完結一刻回復自由。行政長官梁振英最後一天為峇里行程作總結時,他一句「不能為記者取回記者證感到不好意思」,為事情暫畫上一個句號。

不文明的管理模式
  事件已過了數過星期,但我至今仍然對中間一些支節百思不得其解,甚至感到莫名其妙。首先,我還未明白峰會主辦單位憑什麼說我們犯規,取消我們的採訪資格。在與大會人員爭辯過程中,他們大概認為我們有兩項違規動作,分別是在非指定地區採訪及叫囂,但我翻閱兩本大會派發給傳媒的指引及守則中,完全看不到大會有訂下相關規則,亦看不到一旦違規,可能要面對的罰則。在事發的會場外,我亦看不到有任何告示,指明記者不能在該處採訪。
假若他們早已訂下有關規矩,但不使用有效方式告知傳媒,反映大會運作極欠透明度,又或是不懂得接待傳媒的基本要求。相反,如果根本沒有此規則,只是主辦國見有代表團不悅即以此等方式處理,顯示大會以獨裁思維處理爭議。在一個國際級峰會出現如此不文明的管理模式,實在令人難以想像。

  再者,大會為何又需要禁止我們採訪整個峰會,甚至派人員跟蹤我們呢?四名香港新聞工作者,身上沒有任何違禁品、武器,沒有任何衝撞,只是舉高攝影機、訪問咪,說出了幾條關乎外交、人質事件跟進情況的問題,換來的卻是沒收記者證,及被一班便衣人員當作恐怖份子、罪犯來監視、跟蹤,有必要嗎?

  在「有相有真相」年代,我慶幸整件事發生的過程都由片段記錄下來,是非黑白、誰對誰錯,未來都能靠這段影片弄得一清二楚。明年亞太經合組織峰會將會轉到中國及香港舉行,總算令我少了一份擔憂,我採訪這個峰會的機會不會就此完結。但往後的日子,曾經被監視、被拒於會場門外的我,在其他主辦國有沒有正常採訪的機會,這一刻仍然是一個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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