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聞改革中的“體制改造”

1997-02-15

  進入九十年代後,尤其是九二年初鄧小平發表了「南巡講話」之後,中國大陸的新聞改革出現了一片新氣象,很多學者將此概括為新聞媒介的「商業化」和「市場化」,更有一些國內比較前衛的學者提出了媒介的「產業化」的課題。

  這些對新聞改革的概括有著實証的基礎,即政府已經基本上中止了對新聞媒介的財政撥款,新聞媒介單位運作越來越具有經濟實體的特點,譬如,以擴大廣告收入為目的、依賴提高發行量、增強目標受眾對廣告商的吸引力、發展各種經濟實體等。在改革方面總是先行一步的廣東更是出現了由國家新聞出版總署批准的全國第一家《廣州日報》「報業集團」。

  但是,這是否意味著中國的新聞改革旨在建立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由以盈利為目的、以「客觀、公正」和服務「主流社會」為宗旨的新聞體制呢?不少學者對此持懷疑態度。中國新聞改革過程中存在著市場經濟原則與官方的意識形態和政治控制之間的矛盾和衝突,新聞改革經常出現一緊一鬆的痙攣,鐘擺式地來回於改革與收縮之間。同時,新聞媒介在經營上的自我依賴與內容製作方面的缺乏自主與獨立並存。這些現象都說明,中國大陸的新聞改革絕不可能是目的明確的、單向的「和平演化」(或進化)的過程,而是一個具有多種迂迴和曲折的「體制改造」的過程。這一過程的最大特點是,傳統的「指令型」新聞體制的基本原則維持不變,政策制定者、執行者與新聞從業人員「合謀」,將市場經濟和意識形態控制的矛盾與衝突轉換為一種象徵資源,由經營方式入手,以「臨場發揮」為基本途徑,重構傳統的「指令型」體制中的活動空間。

指令型新聞體制

  有學者說,中國大陸有一個「指令型媒介體制」,它是建立在所謂的「既定新聞觀念」基礎之上的。所謂「既定新聞觀念」,指的是統領新聞實踐的各個方面的基本範式,它包含了新聞工作的性質、原則、和規範。在「指令型」媒介體制內,這一範式的基本原則是新聞媒介為黨的宣傳工具,建立於這一基本原則之上的是在長期中國革命過程中形成的定義「黨的新聞事業」的規範和行為準則。

  這些原則和規範定義了新聞從業人員的基本實踐活動,而這些實踐活動又成「指令型」新聞體制的基本構成因素。經過長期的革命運動,直到最近為止,新聞從業人員對這些原則和實踐活動都習以為常,認為是天經地義的。這些原則和實踐包括新聞媒介是黨的「喉舌」,堅持「政治家辦報」。政府出資辦報,黨中央委員會機關報的《人民日報》具有核心和「龍頭」地位,具有公布和解釋黨的政策與路線的權威,新聞採寫必須接受黨委或黨的領導幹部的指導或約束,必須遵守黨的「宣傳紀律」,新聞稿必須在發稿前經過嚴格「審查」和「審讀」過程等等。


中國大陸實行「既定新聞觀念」,新聞媒介成為黨的喉舌。

三大宏觀舉措

  作為改革開放的一部分,這一「指令型」新聞體制在八十年代中期開始出現一些重大變化。這些變化的根本起因還在於「文革」期間思想和實踐「激進化」到極端的反彈,概括地表現於「撥亂反正」和「恢復黨的新聞事業的優良傳統」等口號和在此口號下出現的一些實踐上的改變,如反對假、大、空,強調短小、活潑、事實說話等。這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新聞改革的基本內容。


政府出資辦報,黨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具有核心和龍頭地位。

  這些「初級」的改革延展到「信息」與「傳播」的概念的引入,和新聞的「商品性」的討論重新開展,並由而進入了對「指令型」新聞體制的實質性變革。這個過程當中,三項舉措的實行改變了新聞媒介運作的政治經濟環境,即(一)中止政府對新聞媒介單位的財政撥款或其它形式財政補貼,(二)恢復廣告業和(三)重新建立國家新聞出版總署。這三大舉措將「指令型」體制的內在緊張推向了前台,並加進了市場力量這一新的緊張因素。從它們的實行過程,我們可以看到「新聞改革」作為上、下「合謀」的共同事業這一特點。

  第一個舉措被新聞從業人士稱為「斷奶」,即政府以「事業單位,企業管理」為原則,將新聞媒介單位逼上了自尋生路的「粱山」。當新單位走上自謀生路「粱山」後,它們面臨的就是鐵的經濟規律。很多新聞單位在「事業單位,企業管理」原則實行後面臨著籌措資金給員工發獎金、辦福利、蓋房子等實際問題。

  在這樣的經濟壓力下,剛剛恢復的中國廣告業為它們提供了一條活路。有學者研究指出,最早刊載廣告的上海報紙就是為了籌措點錢為員工發年終獎金,在刊載廣告之前並沒有報上級批準,是一次「冒險」舉動。

  但是,這一「冒險」的出現,事前已有不少補墊。首先是新聞媒介可以刊播「信息」這一觀念上的突破,其次是「新聞宣傳為經濟建設這一中心任務」這一原則的確立,再次有《人民日報》刊載新聞形式的「經濟信息」這一行動的牽引。由於有這些補墊,媒介恢復刊播廣告成為水到渠成之事。自然,由此引發的廣告與新聞混淆,新聞媒介單位以此為突破口開始盈利性的經營也就成為自然的延伸。廣告因此是新聞單位改革的經濟和體制資源。

  在這樣的情況下,新聞媒介受到了脫離黨控制的「離心力」作用,同時,經濟領域的改革又形成了要求「黨、政分開」的推動力。正是在這樣的條件下,成立政府機構進一步以行政手段和官僚機構宏觀管理新聞媒介成為必須。廣播與電視媒介這時有了廣播電視部(後改為廣播電視電影部),印刷和音象媒介則需要「對口」的政府部門來管理,這就是成立國家新聞出版總署。這樣一來,中宣部繼續其意識形態控制的功能,它的控制渠道除了意識形態的「領導」之外,還通過這些政府部門制訂和執行政策與法規的形式實現。

  但是,這種體制方面的改革,也是一種「合謀」,即上層與新聞單位都需要擺脫由領導人一句話或一個電話管制新聞媒介的運作這一局面,因為那樣做太缺乏穩定性和可預測性。成立專門的政府機構,通過這些機構的行政和官僚機構的力量,對新聞媒介的控制變得多少有章可循。但是,這些政府部門及其職能的確定,同時也起到了限制對新聞媒介的控制的作用,這就是,中宣部系統的意識形態控制必須通過政府職能部門的合作才能有效實現,而這種機構上的變化,實際上也就反映了控制新聞媒介這一行為的「遊戲規則」,成為新聞媒介單位可以利用的潛在資源。

新聞媒介臨場發揮

  這三大舉措改變了新聞媒介所處環境政治經濟關係,使得很多在九十年代出現的改革成為可能。但是,新聞媒介的這一「生態環境」仍然充滿了未知數,栽滿了荊棘。要在這樣一個環境內既自謀生路,又履行「黨的喉舌」這一職能,新聞媒介單位和新聞從業人員發現矛盾重重,既沒有先例可借鑒,又沒有上面的明確指導,不得不採用「臨場發揮」的方法,即所謂的「摸著石頭過河」,以此設計並執行他們的「改革」措施。

  所謂「臨場發揮」,在此指的是新聞從業人員的行為方式。也就是新聞從業人員將他們面臨的實際場景具體、區域化、和孤立化,並在這樣規劃出來的活動空間內,重新構想「黨的新聞事業」的一些傳統實踐形態,利用現時「生態環境」中的種種張力和矛盾,設計出在短期內立即見「效」的行為,達到既不違背黨的意識形態原則,又取得實際經濟利益的目的。這種方式的「改革行為」必然是臨時的、短視的、帶有機會主義色彩的、缺乏總體規劃的,而且缺乏新聞專業化原則理論框架整合。這類行為也往往更多地出現於意識形態控制的「邊緣」地帶,更多集中於經營領域。

  表現這類行為的例子比比皆是。譬如,中央電視台的「新聞聯播節目」在十多年的新聞改革中基本上一成不變,但是,該台的所謂「娛樂性」或「服務性」節目卻從形式內容都不斷有新動作。它最近很有影響的「東方時空」節目就是首先在非黃金時間段首先開始的,一旦具有了影響力,中宣部對這一節目的內容就開始了很嚴格的審查。

  報紙行業在這方面是招數頻出,先是「擴大信息量」和「報導面」旗幟下,要求擴版,由原來的全國一律的四版,增到八版或更多,而新增加的版面全部集中突出「娛樂」、「服務」、和「特色」,包括各種題目或地方專版。其次是許多機關報開始出版發行輔助性的小報、刊物、文摘報、和周末版或周末報。

  這種內容安排上的「邊緣突破」往往伴隨著的是新聞媒介經營手段的突破,而且經常需要以經營而獲得實際效益的推動。新的版面或節目形式之設計,往往是為了訴求於某一部分受眾,這部分受眾往往具有市場效應,即他們分佈相對集中,基本上在都市,具有較強消費能力,並且他們的消費有相當的規模。這些就是廣告商或廣告主們希望達到的人。新單位就是以這樣的受眾群出去「拉」廣告、「拉」贊助。有些新聞單位甚至將專版的版面以固定的價格承包給某公司,以保証在一定期限內的收入。而新聞從業人員個人,也經常以採訪的形式與企業聯系,尋求企業的「贊助」,即無條件或有條件的「捐款」,至於說新聞從業人員依賴企業解決自己出門的吃、住、行、和娛樂更是不勝枚舉。

  這些方面的行為造成的是新聞媒介單位利用自己擁有的版面與頻道,與企業互相利用,分享企業的經濟利益(以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時段的「廣告招標」為例)。新聞媒介獲取經濟資源的形態因此而改變,它們不再靠吃「皇糧」而生存,而是在孜孜不倦地構築新的社會網絡,即以錢財為流通媒體的社會網絡。由於這一網絡的運行並沒有成熟的市場機制的規範,而往往依賴於人與人之間的某種相互信賴,譬如同學、同鄉、以前的同事、人情的「欠債」或交換,於是,聯結這一網絡的是某種尚未規範,並且易變的權力關係。基於此,我將這一網絡稱為「補貼的網絡」。

象徵資源的開發與利用

  前面提到的「指令型」新聞體制「霸權」還有另外一個表現,這就是它壟斷了新聞從業人員的象徵資源。當外來象徵表述出現時,它能夠排斥或「馴化」它們,並在這一過程中強化自己的「霸權」地位。

  所謂象徵資源,在這裡指的是那些新聞從業人員用以構築、闡釋、並正當化他們的實踐活動的概念和話語表述,也就是說,新聞從業人員賴以思考和敘說他們的改革行為的那些概念和詞語。

  將這些東西稱為「象徵資源」的起始假設之一是,新聞從業人員有意識構築自己的行為,為此目的,他們需採用特定的符號,或象徵以及它們所表現的概念或意識框架。因為新聞從業人員必須在改革中「臨場發揮」,這就要求他們有敏銳的覺察力,知道在某一具體場景下可辦成甚麼事情,並且具有很高的話語表述能力,能夠將自己「非常規」的行為用官方語言表述出來,並給以論証。因此,新聞從業人員在他們的實踐中運用的符號或象徵的表述及其概念具有資源的意義。

新聞體制的空間重構

  以上所描述的是中國新聞改革中的一些行為特徵。這些描述反映了觀察中國新聞改革的一個獨特角度,就是著重觀察新聞體制改革的過程。這些描述突出的是這過程的特點,即進程的不確定性,上層主管與新聞從業人員「合謀」,新聞從業人員在這個過程中的「臨場發揮」,和混雜各種話語表述以論証自己的「非常規」行為。中國的新聞從業人員對這些改革的特點有相當清醒的認識,用他們的話來說,他們就是要「將政策用好,用足」。

  這實際上是一個新聞從業人員和新聞單位作為社會個體與「指令型」新聞體制之間互動的過程。但不是簡單的從這一體制轉換到另一個已經設計好的體制,而是重組現存新聞體制中的關係,變革現存體制中的遊戲規則。這是個體制改造的過程,是一個在現存體制大框架內,重構體制空間的過程。中國的新聞改革就是在這樣的互助中展開的。由於有這樣的過程,新聞改革的歷程因此充滿迂迴曲折,不可以線性的邏輯來描述或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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