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九七文化與媒體的權力地圖

2001-07-15

  九七後,香港再中國化和再國家化的作用下,本土文化的想像界線開始模糊而進入重整狀態。透過處境脈絡分析,本文試圖呈現一幅變動的文化地形圖,並探討媒體在折射權力、調節文化的過程所扮演的角色。

香港文化與香港人論述

  權力、媒體、文化,環環相扣,不能簡單區分,也不能在概念上模糊互換。本文將這三個分析概念,放置在香港具體歷史時空作考量。若以人類學定義上的文化來說,戰後香港確凝聚了別具特色的本土文化和身份認同。但所謂「香港人」與「香港文化」並非本質上的必然,而是一種歷史身世和權力建構的論述形成過程。香港人論述,在六、七十年代冒起,七、八十年代壯大,九十年代正典化又同時複雜化。

  九七之前,在香港文化消失的憂慮情緒之中,媒體大力建構香港的奇蹟歷史,把香港文化表現為煞有介事的一套正典,媒體中的香港故事,都以「這就是香港文化」的口吻,介紹一個本質化的文化身份。然而這群「香港人」的文化,究其實也是流動不定的生活方式,雖有實質的習慣及價值觀可以論說,但所謂香港文化,基本上不能鎖定,人言言異,歷史階段各有不同定案,而且一直與中國(尤其華南一帶)千絲萬縷。從論述形成的角度,「香港人」這種說法,是一種特定權力結構催生的「想像」,一種「話語建構」。也可以說,沒有本質意義上的香港人。「香港人」作為一個集體,是投射而來的想像,想像出一個集體,想像出一條邊界,作為集體身份安頓之所。這樣說,並不是把「香港人」解構然後消化掉,而是強調所謂「香港人」,是歷史條件下具體的社會情境的產物。

權力轉移後的影子政治

  九七之後,中英二元權力轉眼蛻變,殖民歷史論述重新整構,中港人口互相滲透,中港市場互相借用作為跨境槓桿,在這些轉變中,對權力十分感敏的香港文化論述難免發生微妙變化。

  從政治結構的角度看,九十年代中英權力對立之下出現的空間,讓本土論述發出響亮的聲音。但此二元結構在九七之後隨即消解,英權退卻而成隔靴搔癢的外交力量。一國兩制的政治構想付諸實踐。兩制中的「港制」,由特區政府承擔和執行。但特區政府並沒有全面的民主政制的授權,因而在港人心目中,她的權力由中方賜予,她的弱勢管治不時要透過中方的支持才能通過認受危機的考驗。

  過去殖民政府低調的政治干預,讓傾向自由主義的本土力量較容易發出聲音。九七之後四年,雖然中方自我約束其權力讓特區得享自治,但政制規限有傾向性,「兩制」之中,香港立法與行政兩會向「一國」傾斜。我們或可放下親中或民主陣營這些具有政治取向的標籤,單就政制結構過濾後所呈現的意識形態系譜而論,順應中國官方立場的提案較易浮現,背逆的論述,往往受壓於較多有形的政制規限和無形的自我審查。香港文化習慣之中,與中國主權略有衝突的特質受到較多壓抑。權力轉移引伸出來的文化調整,不是順利的文化拼接,而是爭持激烈的商議過程,與港式文化相違的爭論,經常出現輿論反駁,冷嘲熱諷辛辣批評兼而有之,然而,部份本土聲音沒有民主程序讓其力量呈現,逆向輿論不足以扭轉「一國」的傾斜。本文無意細論後九七的政治,只想指出,九七後,最高的政治權力,是中央政府,而特區政府,則是中央容許之下才能運作的影子權力;在這個政治格局下,香港本位的論述,難免要朝著國家及民族認同的大方向轉化,而轉化過程是充滿異見的,因為弱勢的特區未能生產強力的論述去支援其政治權力。

媒體與政治補償

  九七前,由於香港並無強勢的高等文化,加上政治的低干預,普及媒體成為本土論述的營造場域,醒目摩登的香港人形像,在電影電視中活靈活現,並反過來成為建構文化的參照模型。後過渡期中英對立所出現的空間,讓香港人發展出開放大膽的政治要求。過問政治、對官員有所要求,已形成新共識,並且累積情緒因素及價值肯定,結合一連串的論述網絡,如「港式文化」、「言論自由」、「一個兩制」等語言,構成港人認同感的一部份。必須重申的是,其實「港式文化」與「一個兩制」,只是近年的產物,並沒有清晰的內容,但卻是港人所認為不容否定的流行論述,甚或視之為香港文化存亡的根基所繫,充滿著集體情緒的投射,並在媒體之中反覆被肯定。


媒體在折射權力及調節文化上扮演重要角色。

  九七後,中英二元政治權力轉眼消解,而權力轉移後的論述基點早已啟動新的論述生產。政府是論述生產的其中一個核心基點,可透過官員及資源充足的新聞發佈網絡生產政治論述。然而,特區政府作為中央的影子權力,予港人的印象是,認同一國有餘,堅持兩制不足。反而中央駐港官員及各類中方委任的諮詢代表,卻常常發表強硬清晰的立場,清楚直接地體現親中央的意識形態,與特區政府的曖昧立場形成對比。媒體往往樂於報導中方代表人物的論述,作為高於特區弱勢政府的政治風向指標;特區政府一般不會反駁這類政治論述,其立場傾向肯定國家主權並與中央保持和諧關係。這與部份港人在九十年代所蘊釀民主化的要求並不一致。民情超前,政府滯後,流行媒體在這種意識距離之中,扮演了政治補償的角色。

  大體上,香港的媒體相對獨立於政府,以商業運作方式經營,主要使用普及市場作為權力支持,反覆以激烈尖刻的言論,從本土出發,聲稱代表躁動的香港人,大力批判特區政府,成為權力磨擦的壓力活門,宣洩了香港人的不滿和失望情緒,從而局部申張了香港人自覺是委曲了的本土身份。弱勢的特區政府故此不能有效地以新論述引動新共識,媒體引入了民間於九十年代鞏固的自由主義論述,將社會分化的意識形態,以戲劇化而且頗激烈的手法呈現在公眾眼前。

  流行媒體借用的是市場力量,這種動力往往能夠抗衡特區弱勢的政治論述。媒體全面的市場主導,以通俗、煽情的手法,確保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上取得有利可圖的佔有率。這種媒體民粹主義,混雜各種在權力轉型所激發出來的複雜情緒,一方面推崇現代媒體的價值取向,例如言論自由、監察政府等論述,並與「港式文化」的論述結合,原本非政治化的「香港文化」,加入了政治成份,且被視為港人一直堅持的「本質」。另一方面,媒體民粹主義又推翻新聞專業操守的一貫原則,媒體內容傾向窺秘獵奇,選材準則以娛樂價值為主導,將頭條新聞娛樂化瑣碎化,往往為加強衝突而將問題簡化和對立化。讀者一方面不滿媒體的誇張手法,對媒體的信任不斷下降,但另一方面亦借用媒體宣洩對政府的不滿,和申張一種民權糅合民粹的「港式文化」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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