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否成立法定報評會：聽、講、記

　　二○○○年秋天，香港特區法律改革委員會私隱問題小組公佈過諮詢文件後，在業界未能達成一致共識的先天不足情況下，硬是「剖腹」生了一個聲言監察並規管報業進行新聞報導時，作出各種侵犯市民私隱的「報業包青天」——私人公司法下的香港報業評議會（報評會）。在全港十四份日報中，捧場成為報評會會員的，有《明報》、《星島日報》、《經濟日報》、《文匯報》、《大公報》、《商報》、《新報》、《南華早報》、《H.K.iMail》和《中國日報》（英文版）等十家報紙。

　　報評會的雄心壯志可說「遇佛殺佛，遇鬼殺鬼」，而箭靶在於報紙則路人皆知，致令以維持新聞自由自我期許的香港記者協會（記協）和香港攝影記者協會（攝協）等兩大新聞業組織，疾呼不能苟同；而某些一向講求新聞處理手法娛樂化和社會新聞化的通俗量報，更不惜「對號人座」，以為矛頭實在係指向自己，不但我行我素，拒絕入會，而且實行相應不理。

報評會「黃袍加身」

　　據報評會資料，在過去短短一年當中，該會共接獲四十宗有關投訴，其中非會員報章所佔比率，高達60%（會員報章25%，其他為新聞性周刊）；在所投訴的事件中，指摘報導失實的，有40%，侵犯私隱的，有25%，不雅、暴力和色情的，有20%。最令報評會感到不是滋味的是當接獲投訴時，會員報紙都會回應一下，而是非佔多數的非會員報紙，卻都視而不見。這下可好了，報評會祗能「管」聽話的小雞，而對於肆無忌憚的麻鷹，卻一籌莫展。另外，縱使報評會對某些投訴，作出了「裁決」，但基於擔心財大氣粗者不管有理無理，對裁決內容，硬是提出誹謗訴訟，令你「開了口就掜著走」之故，不單會員報章對「判決書」敬而遠之，即報評會本身，亦竟然連網都不上，無他焉，訴訟費是個無底深潭，誰能支付得起？

　　眼見報刊之間訴訟日增，咬牙切齒的報評會，終於說要透過立法會議員提出私人法案，將報評會「黃袍加身」，成為法定組織，求取「有限度豁免被起訴權」為尚方寶劍（惡意中傷和個別委員的言論，不獲豁免），以放心處理非會員報章的投訴，亦令各大報章在特許報導權保護下，安心登載判決書，而不怕挨誹謗的告。這樣的一種資訊特權，可以形成公眾及同業間壓力，促使被投訴報刊在面子問題與曉以大義之下，期能「有則改之」，收歛則個。此即報評會於十月十九日正式提出「香港報業評議會條例草案」諮詢文後翌日，亦即二十日當天，負責草擬此一草案的報評會執委陳文敏律師，在出席記協於自由論壇亞洲中心所舉辦的「應否成立法定報業評議會研討會」時，解釋報評會之所以如此做的立場。陳文敏力言，修改現行法例是困難的，但一個法定的報評會，和有限度豁免被起訴權，有望解決目前報評會所遭遇的困難，反而能保障新聞自由，保護專業，促使報業自律和維持專業水準。他指出條例草案不是政府寫的，沒有政府干預的顧慮，所執行任務是專業道德和規範，幫助弱勢社群，敢於向報評會投訴，而無後顧之憂，防範私隱被侵犯，令報導優雅和善意。

　　陳文敏解釋草案建議對投訴案祗採內部聆訊，而報評會權力則祗是執行公評，令媒介刊登評斷結果並要求被投訴的媒介，向投訴得直者道歉，但無判決和處罰權。投訴人當然也可還向法院提出訴訟，但本草案也保護了投訴人──即被投訴媒介，不能告刊登判決書的報紙，同時，也不能告投訴人。至於在公評會上聆訊和投票的人士，研擬中主要是督印人和公眾人士（但以不超過三份二為限），其他則想將律師、社會賢達和大學教授包括在內，但不包括政府官員。

質疑的論據

　　香港一些媒介出軌現象，的確曾引來詬病，陳文敏的理由，儘管也不是「逢報必反」，但陳文敏在研討會中，話聲甫落，即一片質疑之聲，綜合整理他們的主要想法如下：

　　兩協：此舉威脅到新聞自由，因為一旦成功地將報評會透過立法而成為法定組織，並獲得法例賦與有限度豁免被起訴權時，法律大門即被敲破，而為人所操縱的法律條文，便可無限上綱，報評會便儼然成為一個傳媒監察者，終而使得傳媒禁嘴，產生寒蟬效應。而一旦形成了一言堂優勢，便為政府干預大開方便之門，嚴重影響新聞自由。目前香港的民主架構不足，報評會委員人選之誕生，即有爭議性，對將來人選方式，難有信心。

　　如果報評會尋求法定地位的主要原因是想免於誹謗訴訟的糾纏，則應先致力於謀求相關法律的改善，俾全體市民全部受惠，而若能擴大法律援助範圍，或成立業界訴訟基金，則可以令更多人士，在公平原則下，維持言論自由。以記協經驗而言，因為能對投訴作公正論斷，故從未面對過訴訟「危機」。業界亦已致力於改善操守，例如設立冤情大使、增設更正與批評欄，實行自律和回應讀者意見，個別報章並已自訂操守守則，甚至將之納入僱傭合約內。所謂「一法立，一弊生」，攪不好就變成「前門拒虎，後門進狼」，祗要給業界更多時間，去落實自我規管即可。報評會成立不過一年，真的急逼到非向法律求援不可的地步嗎？

　　其他意見：前線立法會議員何秀蘭擔心，報評會連報章旗下的網頁也要管。草擬中的法定報評會又集立法、調查和裁決大權於一身，修改憲章及操守守則時，也不需要刊登憲報，再加上誹謗豁免權，肯定會成為一個「沒王管的言論警察」。報評會動作如此急，是否為要安撫現時會員，而將所有報業一切拉落水？中文大學的梁偉賢教授也質疑，報評會是否攪不好公關事宜（如無法令會員合作），才想到立法，但法律是很嚴峻的問題（故應該慎重）。其他諸如質疑所謂品味、聳動主義又該如何個定義等等，頗引人沉思。

借鏡台灣經驗

　　其實，香港報評會種種問題和遭遇，於一九七四年九月一日正式定名的台灣新聞建議委員會（新評會）也都走過——祗是在威權時代時成立，島內八大新聞團體「自然」地支持了它，把所有印刷媒介都「收編」成會員，可以令它們對投訴回應，依專業守則裁決並公佈結果；另外〈刑法〉第三百一十條對誹謗罪之處罰（意圖散佈於眾而指謫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又幫了個大忙（但書：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於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近年來，台灣政府對媒介之管理，漸有由嚴趨寬趨勢，例如一九九九年一月中旬廢除行了近七十年之「出版法」，即係一例，但因為台灣新評會也同樣祗是隻沒牙老虎，祗能醜一下被投訴媒介，效果不大。記協說報評會無視海外報評會輕重，也不無道理。

　　一個結論是，從世界各地來看，報評會其實是奈媒介不何的，往往花費大氣力而效果奇差；與其尷尬地如「豬八戒照鏡子」般無奈，不如化「意氣」為力量，作更長遠的扎根工作，積極地推行媒介通識教養，提高市民讀報水準，促使自由而負責報業早日誕生——那時，每張報紙都當然會自動在報頭上印上：「本報為報評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