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金庸與報業》看報人與政治互動微妙關係

2000-08-15

  資深新聞工作者張圭陽,最近出版其在香港大學畢業哲學博士(歷史學)論文改編後的作品,名為《金庸與報業》,該書可算是在近十年香港新聞界內尚佳之作。

  《金庸與報業》是張圭陽以近代史之方法,去敘述、評估與分析《明報》,自一九五九年創刊後,在查良鏞領導下發展史實,從而綜合查良鏞在香港過去半個世紀中,如何在轉變中的動盪政局,香港九七回歸所呈現的政治與經濟現象、分治的海峽兩岸現實,以及香港民主發展中,《明報》與查良鏞在這些大是大非問題上的立場及取捨。

  本文重點是透過該書去看上一代報人與當時政治氣候互動的微妙關係,藉此檢視一個核心問題:作為一個知識份子的報人,能否有一個獨立於政權以外的人格與報格?香港又是否有這些土壤?未來的前景又是如何?

報紙是老闆的私器

  《明報》的誕生與成長,可算是標誌香港在過去五十年的種種宏觀與微觀的社會,經濟與政治變化,推而廣之,也概栝了整個中國的變化。張圭陽在《金庸與報業》一書中,清楚交代了查良鏞透過《明報》所呈現的四種精神,分別為(一)高舉儒家思想、(二)強烈民族意識、(三)崇尚自由及(四)反戰。在查良鏞一代報人身涯中,以下事蹟可以說是有其極代表性意義:

  第一,在一九六二年四月期間,因國內難民湧入,《明報》在報導與評論難民問題上,與本港左派立場南轅北轍,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查良鏞展開與《大公報》的筆戰,當時查良鏞是這樣寫著:「金庸出身自《大公報》,自然深知你們對付異己的態度。我們決定刊登『五月人潮』消息,金庸內心難道不怕麼?......知道這是一條充滿荊棘的艱難道路......」

  第二,一九六四年十月,隨著中國在新疆試爆核子彈成功,查良鏞以反核及贊成全面毀滅核彈,遭新華社以「反共反華,親英崇美,背叛民族立場」回應。

  第三,在文革期間,《明報》及查良鏞以大量來自國內「原始資料」(即紅衛兵的編印小報),去分析國內局勢,彭真何時下台,以及在一九六七年五月《明報》發表多篇由查良鏞撰寫社評,如《中共是否即要收回香港》(五月十八日)、《英國的香港政策》(五月十九日)等去分析當時中國政局。

  第四,在整個八十年代,當香港面對前途問題,在香港回歸中國道路與進程上,查良鏞更扮演舉足輕重角色,他分別出任香港基本法草委會及其中甚吃重的政制小組港方組長。其間,香港進行了廣泛而激烈的政制辯論。此外,在廣東省內大亞灣興建核電廠也引起社會及中港關係強烈分化。其時,《明報》及查良鏞均積極參與其內。曾任《明報》督印人的吳靄儀有這樣體會:「社評涉及中英、中港的事情,永遠不是一個社評主筆的事情,而是查良鏞許可的立場。如香港的直選,民主建設的速度等問題,都要與他討論後才執筆,要經過潘粵生(總編輯)修改,或是經徐東濱(主筆)修改,才能見刊。」

  由此可見,在八十年代期間,查良鏞對《明報》立場控制,在上述問題上,非常嚴格,也難怪他表示「報紙是老闆的私器」,他有權表達他的看法。「新聞自由,是報社員工向外爭取的,而不是向報社內爭取的。報社內只有僱主與僱員的關係,並沒有誰向誰爭取自由的關係。」

政治立場與取捨

  在上述所陣列四個時期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在年僅三十五歲的查良鏞於一九五九年創立《明報》之際,從一開始,正如張圭陽分析,查良鏞希望《明報》最初是一份小報,走偏鋒,並利用一些小市民感興趣的話題,再配上他的武俠小說去吸引讀者。隨著歲月的衝擊,中國政局轉變,也在查良鏞早年敢於與左派劃清界線,因而成為中港台及全球華人尊崇對象與報刊。《明報》因而被視為一份擁有獨立報格知識份子的報刊,也贏得很高的清譽。筆者認為,這是早年查良鏞的成就,也藉此奠定查良鏞成為全球華人地區報界典範。

  但是,早年查良鏞的成就,也是間接成為晚年查良鏞失誤或晚節不保的潛藏原因。查良鏞曾說:「我的立場,就像一雙筆直筷子,從來沒有改變。改變的,只是桌上擺設食物的圓盤」。《明報》與查良鏞在有關中國問題上,他常被譏笑批評為機會主義者,也有人說他是左搖右擺的牆頭草。筆者認為,除了八九年六四事件期間查良鏞可歌可泣的表現,查良鏞最大失誤便是未能在八十年代中期,拒絕中國政府邀請加入基本法草委會及其後一連串中方為收回香港所設置的委員會或擔任其智囊。假使在這期間,查良鏞能斷然拒絕這些被統戰的機會,他往後成就或留給後世作榜樣,可能會有更高的評價。這即是說,查良鏞作為上一代知識份子報人,最終未能成為一個獨立於政權以外的獨立個體,實屬有點可惜,這個觀點,也一直是筆者詳細閱讀《金庸與報業》一書時,一直在腦海中徘徊思考的課題。當然,像這樣「主觀」的結論,查良鏞也未會認同。

新聞界獨立政權以外

  台灣資深新聞工作者司馬文武在《陸鏗回憶與懺悔錄》的序言中,有一段這樣說話:「近代中國大陸出現不少傑出記者,尤其在對日戰爭前後。不過,他們在戰亂政治漩渦中,逐一淹沒了。任何一位有良心的記者,都無法對不義的社會,長期保持超然與客觀的態度,因此早晚必定被捲入去他們在國共鬥爭的夾縫中,根本無法找到新聞記者的生存空間,他們被迫選擇立場,結果他們的命運可想而知。」

  事實上,在《明報》與查良鏞報人成長生涯中,香港是最有機會可以置身於國共鬥爭夾縫外,也是最有可能辦一份真正「有容乃大,無欲則剛」報章的。大抵上,筆者認為查良鏞在創造、鞏固與令《明報》成長上,他的確是中外傑出報人,但是,也許這亦是人性的本質或弱點。在八十年代查良鏞參與草委一役上,間接令到《明報》踏上政治「不歸路」,同時他也揚言《明報》是他個人私器,這種種言論及政治行為是令人惋惜的。在《金庸與報業》一書中,張圭陽假如加上上述更尖銳及批判的分析,相信會令其作品更有說服力。

  當前香港正充滿著無數的市民怨氣與不滿,在發生香港大學「鍾庭耀事件」後,特區首長或透過其高級私人助理干預學術自由,香港知識份子的腰骨有多硬,新聞界能否獨立政權以外而去監察政府,這些大是大非問題,都是與本文主題有著密切關係,也值得新聞界及每一位港人所深思反省的。此時此刻,香港更需要有一個獨立於政權、敢於批判政權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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