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界追尋:傳播、國家與文化認同

1999-08-15

  六月二十五至二十六日,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於中大舉行國際學術研討會,會題為《邊界追尋:傳播、國家與文化認同》。

  講者之中,包括著名傳播學家Todd Gitlin及李金銓教授、社會學家Deborah Davis、法學家Monroe Price、國際傳播學家Annabelle Sreberny、城市研究學者Gerald Sussman 及文化研究學者Toby Miller與Frank Webster等。

  會議籌備委員會主席為新聞與傳播學院的陳韜文教授。會上,陳教授及新傳學院的李少南教授、蘇鑰機教授、梁永熾教授、魏然教授、馬傑偉教授等均有發表論文。

  是次國際會議的特色,是集合跨科際專才,分別從傳播學、社會學、法學、城市規劃研究、文化研究的角度,共同探討全球化之下的國家、文化、傳播界線的重整與追尋。

美國電影滲透全球

  會議其中一熱門焦點,是文化產品的全球化與本土化問題。紐約大學的Todd Gitlin及Toby Miller教授以及中大新傳學院的陳韜文教授,均以美國電影為例,探討全球文化的互動關係。

  Toby Miller教授的論文題為:Consuming the Citizen - The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Cultural Labor & the Trade in Screen Text. 他指出這幾年美國電影在本土市場的收益,只佔總額的一半,另一半來自世界各地。

  多年來,美國以外的收益,只佔三分之一,但九十年代,卻跳升到百分之五十!美國電影,配合美國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強勢,侵佔世界各地的文化市場。

  一九九八年,全球最賣座的電影,頭三十九部,都是美國電影。同年德國的本土電影,票房下降百分之十。英國下降百分之十二,法國下降百分之二十六,西班牙下降百分之十二、巴西下降百分之五……

  他指出,一個世紀電影網絡已經出現,以美國為首,滲透全球,兼收並蓄。這個新網絡,把國際的文化勞動重新分配,美國是首腦,文化勞工從全球吸納,精英都跑到美國,獻出心思勞力,泡製出適合全球口味的美式文化拼盤,內有中式功夫、南美風情、非洲音樂……

  此外,廉價勞動也下放全球,動畫師可在東南亞聘請,影廠可在英國租用,有些美國電影甚至可在別國拍攝,採用當地工人,為的是爭取當地的政府資助。

  Miller教授以批判理論觀點,認為這個國際文化勞動的新秩序潛藏不平等及剝削關係。著名傳播學者Todd Gitlin亦有類似的分析,指出荷李活泡製的電影有全球性的優勢。他的論文題目是:The Unification of The World Under The Signs of Mickey Mouse and Bruce Willis: The Supply and Demand Sides of American Popular Culture. 他指出美國文化的優勢,在於供也在於求。供應方面,美國以其國際語言、市場力量及完善的製作管理,能製作迷倒全球觀眾的文化產品。而在市場需求方面,美式電影具備暴力、天真、活力及天馬行空的性格,所以風行全球。

文化轉移現象

  與會學者熱烈討論期間,更提出文化代理新觀點,指出現在的荷李活,已經變成一個出口關卡,轉售各國文化。拉丁美人、香港武術、亞洲動畫,都經過這關卡,銷售全球。

  一經轉介,立刻身價百倍;荷李活亦因此「非美國化」而成為全球文化代理人!會上陳韜文教授更以動畫《花木蘭》為例,具體說明文化轉移 (Transculturation) 的現象,指出迪士尼把中國的民間傳說化為全球的大眾文化,當中牽涉到組織常規,即迪士尼以傳統的動畫公式改造木蘭傳說,也容許試驗,吸納東方元素,試圖再創造。

  在大眾文化的生產中,外來文化要經過抽象化、本質化,再處境化和本土化的過程才被吸納。由於迪士尼的票房有一半以上來自美國境外,所以它除了美國化,還要普遍化,照顧世界各地受眾的感受。結果,一個中國的孝女故事,經迪士尼一變,成了父女感情的現代演繹和一個少女追尋自我的經歷,當中有中國文化的影子,但是總體上還是以西方文化為本位的一種文化混合。

  由於迪士尼擁有覆蓋全球的發行網,加上迪士尼的品牌聲譽、進取市場策略和充分的資源,《花木蘭》在迪士尼的魔術棒下,已經全球化,現已反過來影響中國人對花木蘭的再論述。

  《花木蘭》標示文化邊界跨越的普遍性,曾是本土的傳說和故事,可變成全球的普及文化,而全球的文化標記,亦可以再進入本土,當中的文化邊界日漸模糊,這種文化轉移的現象除了展現在大眾文化裡,也出現在教育、商業與宗教其他文化領域。

全球化的意義與局限

  全球化對國家主權與邊界的影響是會議的另一個焦點。李少南教授集中分析會使政治、經濟與文化邊界分解的三種過程:國際化(internationalization)、市場化(marketization)與文化互相滲透(inter-acculturation)。

  國際化造就了像歐盟這樣巨大的政經聯合體。市場化則以資本主義的方式統合了世界經濟,實行全球分工。由於文化互相滲透,一些共同的價值觀念已為各國接受,成為世界文化的一部份。

  李教授認為上述三種過程中,文化主權受到全球化的影響最少,因為文化發展不但受到國家政策和市場的左右,還有它的內在規律,會視乎環境需要而排拒或吸收外來文化。

  德州大學傳播學教授Joseph Straubhaar 認為全球化無疑正在進行,但是他同時指出全球化有其局限,因為人們最終還是喜歡與自己相近和相關的文化產品,是以本土文化仍然有它的生命力。除了全球層次的文化系統外,還有地域和地方層次的文化系統,它們彼此影響、互相約制。在全球化過程當中,國家不但不會消失,還會在新的狀況下再發揮主權的作用。

  英國伯明翰大學社會學教授Frank Webster 在他關於全球化的論文中,特別提到教育的重要性。資訊社會中,資訊工作者大多數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而這些人當中大部份是在其所在國受教育的。由於教育控制在國家手裡,所以我們不能忽視國家在全球化過程中的反作用力。

  以色列台拉維夫大學的Akiba Cohen 教授以Globalization, Ltd.: Domestication at the Boundaries of Television News 為題,論述全球化表現在電視新聞顯中的限制。他認為電視新聞,尤其是電視國際新聞,是全球化的例外。電視新聞轉動快速,要了解遠地發生的事情更要一定的知識基礎。為此,電視國際新聞一定有一本國化(domestication)的過程,選擇一些與本國相關的新聞,帶出它們對本國的意義。

  本國化是新聞生產過程當中的一環,再延伸出去便是受眾接受資訊的過程了。受眾接受到甚麼,更會因各人的歷史和特徵而有所不同。Cohen 教授因而認為全球化並非一般想像中這麼簡單,還會受到本國化和受眾特性的約制。

跨境傳播邊界模糊

  資訊科技發展一日千里,對傳播的方式有很大的衝擊,文化社會的邊界因此而變得模糊,這是會議另一焦點。

  浸會大學新聞系的李月蓮與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的蘇鑰機教授在理念上探討網絡報紙對傳統報紙在時間、空間、概念與符號各方面的的影響。傳統報紙是相對封閉的,各樣資訊的分界清楚,然而電子報紙則是開放的,傳統資訊分類變得不再合用。

  他們認為在電子報紙中,不少邊界會走向分解,其中包括資訊生產者與接受者的差異、資訊與知識的分別、記者與編輯的距離、印刷媒介與電子媒介的界線等,這些變化最後可能會導致社會各層面權力關係的重整。

  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電訊系Mark Levy 與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Brian Massey 調查了亞洲四十多份電子報紙,發現到目前為止,網絡對新聞生產的規範只顯出有限的影響,並沒有效促進新聞工作者與讀者之間的溝通。不過,網絡新聞在促進跨國資訊及娛樂的流通方面則有明顯的作用。

  此外,會議也探討跨境傳播如何重整文化認同等問題。馬傑偉教授以內地來港移民為對象,探討人們如何跨越邊界,進入現代的空間,「消費現代」(consuming modernity),建立身份認同。他提供許多有趣的例子,說明「消費現代」的儀式及過程。這種跨邊界消費現代的現象,並不限於中國與香港之間,凡是有現代城市與非現代交界的空間都會存在。

  最後英國理斯特傳播研究中心的Annabelle Sreberny教授指出,宏觀的全球文化效應,愈來愈在微觀的個人心理發揮作用。Sreberny 教授的論文題為Globalization and Me,是會議最後一篇論文,但也是一個啟發思考的新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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