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刊登」有何玄機?

2020-06-30

  一個作者的同一篇文章,不同時間,在同一份報紙同樣的版面位置兩次刊登,此種情形極為罕見。《人民日報》上,出現過三次。       

  第一次:1957、1967,時隔十年,兩次在頭版頭條位置刊登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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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1966、1967,不到一年兩次在頭版頭條位置刊登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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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次再刊登,都發生在1967年。時值文革,作為個人崇拜舉措,《人民日報》多次在頭版頭條刊登毛澤東著作,而重刊這兩篇,前者,為了用毛1957年反右理論駕馭政治運動,後者,替文藝革命旗手、毛夫人江青亮出尚方寶劍。

  第三次:1983、1987,時隔五年,兩次在頭版頭條位置刊登鄧小平1980年論述政治改革的「8.18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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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年代對鄧小平講話的重複刊登,印證了中共政改之命途多舛。1983年刊登的背景,是總書記胡耀邦試圖啟動政改;但是受挫。1986年,鄧再提政改,此即1987年重登的背景:總書記趙紫陽將政治體制改革提上日程。未料不出兩年,趙亦落馬。鄧自斷左膀右臂,中國走上經濟放開、政治收緊的道路,「政治體制改革」一詞的溫度逐漸冷卻,直至停用。

一篇高調預告的重磅文章

  2020年6月14日,中共中央黨校《學習時報》微信公眾號的一條消息傳遍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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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次日的《學習時報》。作者何毅亭,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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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預告到刊登,如此高調,令人驚異。我對何毅亭先生的文章做了一番檢索,竟然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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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二次刊登」?!

另類「二次刊登」

  2018、2020,時隔兩年,同一位作者,看上去完全相同的文章,在同一黨媒的同一位置刊出。久違的舊事重現,而且,在一個與毛、鄧巨人相比只算小人物的部級官員身上重現了。

  仔細比對兩次刊登的文章,發現和歷史的情形不同。儘管標題和主旨完全一致,即為習思想定位,將其冠以「21世紀馬克思主義」,但兩篇的結構和文字有較大差異。

  前者六千字,後者七千餘字。我閱讀的感覺,這是一種另類的「二次刊登」。作者確實在論述同一個主題,然而第一篇發表後,他似意猶未盡,對前者作了大刀闊斧改寫。

  後者開宗明義,稱將習思想命名為「21世紀馬克思主義」,是「我們黨第一次以‘世紀’為尺度命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作者說,「不是任何國家、任何民族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成果,都能夠作為馬克思主義的世紀形態載入人類思想史冊,都能夠冠名‘世紀馬克思主義’的稱號。以‘世紀’為尺度命名馬克思主義,我們認為應該具備三個條件:一是理論研究對象是世界典型樣本,二是理論成果具有世界歷史意義,三是理論實踐成效深刻改變現實世界。」

  為什麼稱習思想是「21世紀馬克思主義」?

  前一篇給出的理據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最新理論成果,以一系列原創性戰略性重大思想觀點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

  後一篇給出的理據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已經以其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鐫刻在世界思想理論版圖的顯著位置,成為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主體形態。」

  文章的總佈局,前者更多談中國,談習思想給中國帶來的巨大進步;後者更多談世界,論習思想在全球的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

  前一篇中,有400多字的一段,談習近平「看到了世界存在的‘和平赤字、發展赤字、治理赤字’」,「為認識和解決事關人類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後一篇中,這一段擴展為近1800字,稱「今天,人類面臨的全球性問題,突出地表現為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發展赤字」(增加了「信任赤字」),接下來,分段詳述習思想為世界提供了「治理的中國方案」、「信任的中國方案」、「和平的中國方案」、「發展的中國方案」。

  作者寫道:「貫穿於這四大方案之中的軸心原則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其他具象的中國方案的精髓和靈魂,是中國貢獻於世界的總方案」。

  和前一篇比較,後一篇文風高舉高打,更加強勢。在前一篇中,作者稱習「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以馬列毛鄧、「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為淵源。到後一篇,「三個代表」和「科學發展觀」消失了。

  在前一篇中,作者稱「習近平總書記呼籲秉持‘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人類共同價值」。到後一篇,關於人類共同價值的這一段不見了。

  第一次刊登的文本比較,第二個是升級版、加強版。這個另類的「二次刊登」,在同樣的大標題下,更加突出了「世紀」和「世界」,對習思想作了力度倍增的昇華。

  文章結尾,作者熱血賁張:「展望21世紀,我們有理由認為,世界上最精彩的故事已經並將繼續發生在中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完全有理由冠名‘世紀’的稱號,稱之為‘21世紀馬克思主義’」。

「規定動作」還是「自選動作」?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21世紀馬克思主義」,這句話是中共的正規表述嗎?不是。是當下中共黨媒的熱語?也不是。

  中共的政治話語,有「規定動作」和「自選動作」之別。被稱為「規定動作」的規範表述,見諸文件,見諸政治局委員以上官員講話,是黨媒熱詞熱語。「自選動作」指一部分被允許、可以試的口號和提法,屬「未來時」。例如「習近平思想」,在黨媒上目前還只是星星之火(2020年上半年在全國報紙上僅出現過12次),但16個字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未來必定要縮略為5個字的「習近平思想」。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21世紀馬克思主義」這句話,是中共十九大後出現的。使用這一提法的文章集中在2018年上半年(2018年5月是馬克思百年誕辰)。之後,隨著國內國際形勢發生不利於中國的變化,這句話和若干頌聖話語、強國話語的傳播強度同步降低。2018年以來的五個半年,全國報紙的使用量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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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2018年1月到2020年6月,兩年半中,這句話在全國報紙上共出現了183次,其中2020年上半年僅出現了6次。更值得注意的是,《人民日報》上,整個這段時間僅出現過 2次。在習曾主政的上海市、浙江省,報紙上竟然零出現。

  在政治話語傳播的這一走勢中,何毅亭這篇另類「二次刊登」的文章有不尋常的意味。它顯示在新冠疫情初步受控後,何充任了領袖宣傳重新提速的探路先鋒。然而,何文發表後,黨媒沒有反響,更沒有跟進,6月15日到6月底,全國只有一份報紙使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21世紀馬克思主義」一語(《安陽日報》,2020.6.25)。

江、胡記得這支筆

  江澤民和胡錦濤一定記得何毅亭。

  2001年,江澤民在紀念中共建黨80週年大會上講話,正式推出「三個代表」理論。7月12日,時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的何毅亭在人民日報發表長文《新世紀的行動綱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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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文傳播甚廣,被收入多種學習江澤民講話的輔導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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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毅亭鐘情「世紀」一詞。文中,他稱江的講話「高屋建瓴,氣勢磅礡,通篇貫穿著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體現了繼往開來、與時俱進的奮鬥和創新精神,政治性、理論性和針對性都很強,是指導我們黨在新世紀全面推進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的行動綱領,對我們黨和國家事業的發展必將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何毅亭是總結、頌揚最高領導人思想的專家。胡錦濤上任後,他轉而研究、闡發胡提出的理論。

  2006年1月16日,他在《人民日報》發表長文《黨的先進性建設重大戰略思想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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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讚揚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提出了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等一系列重大戰略思想。科學發展觀,是與時俱進的馬克思主義發展觀,是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必須長期堅持的重要指導思想」。

  「科學發展觀」,和「鄧小平理論」、江澤民的「三個代表」一樣,是胡錦濤的「旗幟語」。為宣傳這個「旗幟語」,何毅亭不遺餘力。2007年,中共召開十七大,11月5日,何在《天津日報》撰文《論十七大的重大意義》,稱「十七大全面深刻、富有新意地論述了科學發展觀這一重大戰略思想,第一次明確提出和科學闡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這個意義深遠的科學概念」。

  這是2013年10月25的《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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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何毅亭的這篇長文中,「世紀」和「世界」已成關鍵詞。何稱「科學發展觀以一系列新的思想觀點對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出了新的理論回答,具有獨特的創造性」。

  這是2016年9月29日的《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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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毅亭稱:「以改革創新精神加強黨的建設,集中體現了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在黨的建設上的新創造」,這些新創造包括「營造黨內不同意見平等討論的環境,鼓勵和保護黨員講真話、講心裡話」,甚至「借鑒外國政黨有益做法」。這些話,在日後論述習思想的文章中未再出現。

  從頌江、頌胡到頌習,何毅亭勇立潮頭,不斷讓後浪覆蓋前浪。他忘了他說過江澤民的「三個代表」是「新世紀的行動綱領」;他忘了他說過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是「必須長期堅持的重要思想」,說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已由胡錦濤「第一次明確提出和科學闡釋」;他忘了一個世紀的長度是100年,不是50年,更不是20年,一場百米賽跑不能剛跑出20米就宣佈世界冠軍。

鄧講話應三度刊登

  本文開頭回顧了黨媒上的三例「二次刊登」。為研究「二次刊登」現象,我重讀了鄧小平的「8.18講話」。

  這個40年前的講話,至今聽來仍振聾發聵。特摘錄數段,與何校長共同學習:

  「權力不宜過分集中。權力過分集中,妨礙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和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實行,妨礙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妨礙集體智慧的發揮,容易造成個人專斷,破壞集體領導,也是在新的條件下產生官僚主義的一個重要原因」。

  「從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幹部制度方面來說,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義現象,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家長制現象,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現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

  「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就是在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口號下,不適當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權力集中於黨委,黨委的權力又往往集中於幾個書記,特別是集中於第一書記,什麼事都要第一書記掛帥、拍板。黨的一元化領導,往往因此而變成了個人領導。……對這個問題長期沒有足夠的認識,成為發生‘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原因,使我們付出了沈重的代價。現在再也不能不解決了」。

  「從一九五八年批評反冒進、一九五九年‘反右傾’以來,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逐漸不正常,一言堂、個人決定重大問題、個人崇拜、個人凌駕於組織之上一類家長制現象,不斷滋長。林彪鼓吹‘頂峰’論,毛主席的話是最高指示,這種說法在全黨全軍全國廣為流傳。粉碎‘四人幫’後,還把個人崇拜的一套搬了一段時間。對其他領導人的紀念,有時也帶有個人崇拜的成分。最近,中央發出了關於堅持‘少宣傳個人’的幾個問題的指示,指出這些不適當的紀念方法不但造成鋪張浪費,脫離群眾,而且本身就帶有個人創造歷史的色彩,不利於在黨內外進行馬克思主義教育,不利於掃除封建思想和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

  「不少地方和單位,都有家長式的人物,他們的權力不受限制,別人都要唯命是從,甚至形成對他們的人身依附關係。……上級對下級不能頤指氣使,尤其不能讓下級辦違反黨章國法的事情;下級也不應當對上級阿諛奉承,無原則地服從,‘盡忠’。不應當把上下級之間的關係搞成毛澤東同志多次批評過的貓鼠關係,搞成舊社會那種君臣父子關係或幫派關係。……總之,不徹底消滅這種家長製作風,就根本談不上什麼黨內民主,什麼社會主義民主」。

  「我們今天再不健全社會主義制度,人們就會說,為什麼資本主義制度所能解決的一些問題,社會主義制度反而不能解決呢?這種比較方法雖然不全面,但是我們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視。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他雖然認識到這一點,但是由於沒有在實際上解決領導制度問題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這個教訓是極其深刻的。不是說個人沒有責任,而是說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

  「現在應該明確提出繼續肅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義殘餘影響的任務,並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實的改革,否則國家和人民還要遭受損失」。

  我認為,曾在《人民日報》兩次刊登的鄧小平「8.18講話」,是時候第三次刊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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