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氣候轉變下的香港傳媒

2002-04-15
 
剛結束的香港報業公會一年一度最佳新聞頒獎禮,帶出香港傳媒在新形勢下面臨的兩大挑戰。行政長官董建華在頒獎禮上重申,政府將改變施政作風,加強與市民溝通。他指出新聞界是政府與市民之間的橋樑,一方面向市民傳達政府的訊息,解釋政府的施政理念,又能向政府反映市民的需要,政府會與傳媒加強溝通,也希望傅媒可促進社會的凝聚力。在政府推出新問責制下,政府與傳媒間將出現新的互動關係,傳媒如何回應新政治運作、文化所帶來的微妙變化?

另方面,今年的全年大獎由《明報》的 「走近沙塵暴」系列報導奪得,也頗具象徵意義,正如報業公會主席李祖澤所言,香港傳媒視野已跨出香港。隨著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經濟社會進一步開放,香港與廣東一體化加速進行,港府與中央研究兩地更緊密的經貿合作安排,北上尋找商機工作成為社會潮流,香港與內地關係也勢將出現重大及深遠的變化,香港傳媒如何定位,如何報導大陸新聞,也將成為傳媒的新課題。



傳媒與政府的互動關係

在任何自由社會,政府與傳媒關係往往既有合作,也有對立分歧。政府希望透過傳媒,爭取民意支持政策,減低社會對政府的批評。傳媒作為監察政府的「第四權」,有責任揭示政府失誤、政策混亂和領導無方。在香港,行政主導政府缺乏民眾授權,立法機關非全部由普選產生,加上民眾的社會意識提高,政治訴求更強烈,傳媒工作者有強烈意識發揮監督政府角色。回歸後的特區政府,施政上連番失誤、「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傳媒工作者更意識到監察政府角色的重要性。

特首及不少高官與行政會議成員則認為傳媒未能將政府訊息全面正確地告訴市民,個別傳媒更被認為是與政府對著幹。過去幾年,政府主動提出成立法定機構,處理市民對新聞機構侵犯私隱投訴,其後又建議加強規管報章色情不雅內容,引起報章強烈反對,部份人士深信董建華領導下的特區政府,千方百計打擊傳媒,加上懸在頭上一把刀----基本法二十三條,政府與傳媒關係充斥著互相猜疑和不信任。

對比九九年四月時出席另一個報業公會場合的發言,董特首在今年新聞獎致辭時,不再談傳媒的市場取向、社會責任,只強調與新聞界加強溝通。法律改革委員會對侵犯私隱的諮詢報告一再拖延,針對色情不雅內容的建議也似是無疾而終,都反映到雖然社會上對傳媒操守、煽情及不雅內容仍有強烈不滿,政府卻不願意再挑起爭端,令傳媒關係再次出現緊張。

董特首領導下的新鐵三角中,政務司司長曾蔭權和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均銳意加強與傳媒溝通。出身銀行家的梁錦松主動證實傳媒報導有關他與中國跳水皇后伏明霞正在「拍拖」的做法,以及在港大校園鏡頭前面大展歌喉,唱出在預算案內引述的《獅子山下》電視節目主題歌曲部份,與傳統不強調個人色彩的公務員文化可謂大相逕庭。

問責制下的部長毫無疑問也需各施各法,利用各自公關隊伍,主動爭取曝光,加強與傳媒溝通;從正面看,高官主動透過傳媒,解釋政策,回應社會批評,有助政策順利推行。從負面看,解釋政策爭取輿論支持,與選擇性地發放訊息和操控民意只是一線之隔;強調以成績為本的管治文化下,對反對意見的容忍將會減少,在強勢主動的高官問責制下,反對者要爭取輿論、媒介報導勢將更困難。面對政治生態、文化和遊戲規則的大轉變下,媒介如何處理與政府的關係,既要維持與權力核心的良好工作關係,更重要是堅持傳媒獨立客觀、不偏不倚的立場,對傳媒將是一重大挑戰。



中港一體化下的香港傳媒

中文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在二零零一年向新聞從業員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對比一九九六年的同類調查,本地報章的政治傾向趨向模糊。以十分最高計,《蘋果日報》被視為最「親港」,得分6.51,亞洲電視被視為最「親中」,得分為4.54,最「親港」與最「親中」之間,相差是1.97分;九六年調查的同類數字是4.65分。中大學者結論為「親港」與「親中」之間差別愈來愈小,兩種概念不一定互相排斥。

金融風暴後,香港經濟急速下滑,整個大陸經濟卻持續發展。二零零一年中國正式加入世貿、北京成功\奪得二零零八年奧運主辦權、中國足球隊取得六月世界盃決賽資格,都改變社會對大陸的整體觀感。不少人主觀和客觀上都認同總理朱鎔基所說的「中國經濟好,香港經濟壞不了」的說法,社會上對大陸觀感的漸趨正面,這種轉變充份反映在傳媒的報導上。

過去一兩年間本地傳媒一窩蜂地報導上海的飛躍發展、內地企業與香港爭人才、港人北上創業、西部大開發,以至讚賞澳門清晰的經濟發展定位,每每突顯香港的沉淪不振,整體來說,是對大陸發展過份樂觀,對香港發展過份悲觀。

其實大陸七九年實施政革開放至今只是廿多年,整體政治社會制度透明度仍然不足;另一方面,隨著大陸經濟發展,整個國家在地區和全球政治經濟上,角色逐漸重要。已故中國領導人鄧小平估計大陸要五十年才能趕上香港的經濟水平,但近一、兩年間,不少分析估計部份城市,例如上海,大概不用二三十年,已能趕上香港。較為肯定的是,由於雙方政府政策傾斜,中港兩地經濟上的融合交往將全面加快。去年中央政府也正式批准本地傳媒在北京設立辦事處,可預見中央對本地傳媒在內地採訪活動的各種限制,將逐步有限度放鬆。

從總理朱鎔基對香港傳媒形容他為「赤字總理」的耿耿於懷,也看到香港傳媒在大陸與世界接軌過程中,仍具有的獨特作用。內地不但能透過本地傳媒了解外間對大陸發展的看法,更重要的是,從香港的獨特角度,看內地的各方面發展。要保持這種獨特的角色,本地傳媒在加強報導內地發展、中港融合、兩地社會文化生活時,需要保留有香港特色、香港角度的優勢,既要跳出西方的意識形態枷鎖和傲慢偏見,摒除文化差異與地域距離;亦要超越民族感情,放下百多年分治的歷史包袱,消除長久以來對內地社會、大陸人民的歧視態度,從新聞工作者最基本的角度出發,客觀如實,不偏不倚地報導內地消息和轉變中的兩地關係。這些對長期將眼光只放在香港的本地傳媒工作者,將是另一項巨大的挑戰。



充份發揮「第四權」角色

回歸前,本地和海外社會對香港九七後能否享有新聞自由持有不同看法,其中以悲觀為多。九七後,社會普遍認為本地傳媒仍相當自由,甚至有人覺得是過份自由。香港過去成功\之道與新聞自由有莫大關係,社會各界維持對新聞自由的高度關注,是確保新聞自由的重要因素。

自由空間為傳媒充份發揮監察政府功\能創造優良客觀環境,同樣重要的是,新聞界不甘於只要求自己滿足片面狹義的「讀者口味」,而是認真思考在大氣候、小氣候轉變中的香港,如何真正扮演「第四權」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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