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作為視界」的第二波批判媒介研究

2006-01-15
國際中華傳播學會由一群亞洲學者組成,致力推動媒介研究。
二零零五年,是代表美國文化的迪士尼主題公園五十歲的大日子,但也是在一九五五年於印尼召開的萬隆會議後的第五十週年。是次會議中,關於「亞非拉」第三世界的觀念被正式提出,而「反殖」和「媒介帝國主義」亦成了挑戰西方霸權的解剖刀。一九七五在紐約出版, Dorfman和Mattelart合著的《如何解讀唐老鴨:迪士尼卡通影片的帝國主義意識形態》,是上佳例子。他們不單批評了弱國陷入對強國依賴的不公義政經結構,也對「後發國家」的文化西方化(特別是美國化) 亦作出反對聲明,可說是第一波「批判傳媒研究」(critical media studies)之經典作品。
  
雖然萬隆會議的第三世界主義在拉丁美洲和亞洲的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曾有一些影響,但相對於薩依德(Edward Said)「東方(阿拉伯世界)的想像」,會議所展開的「亞非拉想像」,從未真正成為批判性思考的資源。然而,踏入廿一世紀,隨著中國和印度被視為未來增長最多的經濟體,加上日本、韓國和香港的流行文化輸出,在亞洲崛起的感覺帶動下,「亞洲價值觀」、「儒家(或華人)文化圈」和「亞洲人自己的東方主義」等觀念,在後殖民主義時代被不斷召喚,而「新亞洲想像」在社會學、傳播學和文化研究等學術領域亦已經蠢蠢欲動。
  
本文希望讀者留意「亞洲作為視界」的概念,如何以「第二波」的姿態指導我們作新一輪的全球化思考,與及它能否成為批判媒介研究另一引爆點(the tipping point)的可能性。

「西方作為餅印」的反省
  
二戰結束後,傳播研究在亞洲某些大學才正式起步。台灣清華大學的陳光興教授、香港城市大學的李金銓教授、陳錦榮教授(John Erni)和奧克蘭科大蔡秀瓊(Chua Siew-keng)教授等人都分別指出過,英美在亞洲傳播研究的學術生產上,一直起著知識制約的作用,「洋學東用」和「超英趕美」的心態普遍存在。雖然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美國哥倫比亞大學James Carey教授的「從文化著手的傳播學」、英國伯明翰學派(CCCS)發揚光大的「文化研究」和在英、美、加拿大都各有特色的「傳播政治經濟學」等思潮,對亞洲地區的媒介研究進路的多元化有一定貢獻,甚至在討論上我們學會加插了「傳播即文化」、「文化主導權」(cultural hegemony)、「女性主義」、「後結構主義」等一類新的媒介與文化的分析方法,知識面也多一重「政治關懷」的活力,但是「英美」始終是學術問題意識群(problematique) 的來源和唯一的理論根據。
  
用西方的「反身性思考」(reflexive thinking),把傳播及文化帝國主義套在自身的學術發展史上,我們便會明白台灣清華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的陳光興教授在︿亞洲作為方法﹀一文提出的尖銳批評:「即使一直有進行的(媒介及文化)比較研究,(我們學者)大多是以歐美的理論對照在地經驗。耳熟能詳的抱怨是西方具有普遍性的理論,我們有的是特殊的實証資料。在書寫的呈現上,我們變成支持或否定理論命題的腳註,也就是有理論基礎的研究者(theoretically minded researcher)與本土情報員(native informant)的關係」。

「超越西方霸權」的研究策略
  
反對「西方就是世界」 的標準和理論壟斷,香港城大傳播學講座教授李金銓在<視點與溝通:中國傳媒研究與西方主流學術對話>一文中提醒我們,不要做「酷似學術情報員的區域研究者」。他認為「華人傳播社群欲向霸權爭取發言權,必須先擺脫區域研究(area studies)的窠臼,再踏入以區域為基地的研究(area-based studies)」。
  
那麼,實踐上「區域為基地」,又意味著什麼呢?說來也奇怪,在目前全球化的語境中,「作為基地的區域」並非昔日美國大學體制內,指稱那種純屬國際政治和地理意義的東西。它是動態的研究視域,較粗鬆的講法是一種如何審視批判研究策略的「方法」。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身兼中國著名雜誌《讀書》的主編汪暉,和台灣的陳光興在不同文章或場合都指出過,中國學者一般都有點「中國中心主義」,再加一點「國際接軌主義」。換言之,他們不是過份專注於中國問題,就是一頭栽進西方問題。直至九十年代中、後期,華人傳播學者與亞洲各國學者之間是沒有足夠的知識流通、互動與交鋒。事實上,除少數人外,亞洲學者的思考模式大多亦只有東、西方的想像,只在乎直接搭通了的英美學術網絡,很少探討關於亞洲內部的傳播交流關係。
  
因此,與其說華人傳播學者習慣於持續複製西方,倒不如說他們研究的視點,只有「近視」的中國國內傳播和「遠視」的國際傳播二極(嚴格來說,國際只是英美及跨國媒體的代名詞而已), 從來極少思考鄰近和周邊的國家與自己一起構成的亞洲問題。受「散光」的影響,東亞、東南亞和南亞模糊不清,而中亞和西亞,更落在視網膜的盲點上。
  
「亞洲作為方法」的提出

二零零三年,陳光興於美國愛荷華大學(University of Iowa),一個名為「批判傳播研究的未來」的會議上,發表了<亞洲作為方法>的論文稿。誠如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日本文化學的權威孫歌所講,「亞洲作為方法」(或「作為方法的亞洲」) 這種近乎日式漢語的說法,是對應前日本東京大學溝口雄三(Misogugi Yozo)教授的名著《作為方法的中國》而提出來的。參考孫歌的意見,「作為方法的亞洲」更合乎中文習慣的演繹,可以是「在亞洲尋找走向(或面向)世界之路」。
  
陳光興主張以「亞洲」作為「研究的基地」或中介,去轉化既有的知識結構,即在中國/ 美國、印度/ 英國、日本/西方、韓國/西方等二元想像的關係之外,尋找另一個他者亞洲,在「去殖民、去帝國與去冷戰三位一體的歷史結構性問題意識中,尋求解套的方向」,「透過彼此的對照,看到自己的困境,相互啟發突圍和批判社會的方式,走出新的可能性」。同時,他和一些文化研究學者亦共同提出「亞際」(Inter-Asia)的觀念 (相對於國際 Inter-national),並一起編輯學術期刊《亞際文化研究》(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Movements),目的就是要在全球和本土的辯證關係中,藉亞洲各國在全球資本主義中的經濟位置、社會文化的經驗、和本土歷史之鏡,把參考座標點多元化。他希望「透過亞洲的視野(或者說政治論述的介入想像空間),各個社會能夠重新開始互相看見」,而《亞際》期刊嘗試介入的不是爭競性的「超越」西方霸權的「單一運動」,而是眾數的運動(movements)。
  
我們亦逐漸注意到,當媒介和文化研究的視野和發言位置移到「亞際」,問題意識會有真正的轉變,而「屬於自己的」批判維度也可以更豐富。舉例而言,在社會文化景況紛沓的眾數的亞洲(Asias),筆者聽過的研究計劃的例子有:比較印度「寶里活狂熱」(Bollywood-mania)的影迷、日本動漫的御宅族(Otaku)、與中國的「超女粉絲」(Fans),如何在歷史脈絡中突顯非西方現代文化的多元異質性;或藉分析近年中國、台灣、香港、日本、韓國電影電視業此消彼長的互動關係、媒介消費的域內想像(regionalist imaginary)和各地對「荷里活霸權」威脅的對應策略,進而探討加入WTO的亞洲媒介新秩序的離心力......等等。

流動於「東」與「西」之間
  
超越「以西方為中心」的傳播理論,並時刻進行自身知識生產之權力反思,以免被綑綁在「東/ 西二元對立」的結構中,是「非」西方批判學者邁向建立學術主體性的方向。
  
然而,為什麼在當下的歷史進程中,批判性的亞洲媒介研究,能以「第二波浪潮」(the second wave) 這種姿態或(嚴格點說是)願景(vision)出現呢?正如陳錦榮和蔡秀瓊在《Asian Media Studies : politics of subjectivities》(Blackwell, 2005)這本書的導論中所指出的, 一方面跟亞洲學者組成的傳播專業團體漸漸在國際學術社群中間成長有關,例子有國際中華傳播學會(CCΑ)、以新加坡為基地的Asian Media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Center、一九五九年由三十人開始而發展至今有超過八百名成員的Korean Society for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等等;另一方面,是因為在全球化語境中,亞洲的媒介市場日益蓬勃,學者逐漸找到其批判的主體位置。
  
根據陳錦榮博士給筆者的解說,「第二波」的到來,是文化探索彊界的擴大和關於「亞洲」作為一個「地域建構議題」(regional construct)重要性的倍增,兩者加來的結果。由於被算為「第二波」的,大多數是散居各地的亞洲裔學者(diasporic Asian scholars)或長期在亞洲居住和工作的文化或傳播研究者,他/她們時常要「(所謂)舞動於西方與亞洲」文化之間,因此察覺到作「文化走位」所帶來的錯置/ 脫位/ 飄浮(dislocation)和重新移位/ 著陸(relocation)的過程,不單讓他們體會到東西二元對立產生的「添煩添亂」因素,委實東西對立意識更幽靈般干擾著媒介和文化研究發展的生命力。故此,「第二波」的學者,一方面嘗試擺脫傳統文化研究過度從歐美背景出發的禁限、不斷質疑單一的研究架構;另一方面,以她/他們敏感和警覺於全球化、本土化、混雜化(hybridization)等相關辯證現象的特性和親身體驗,來思考、實踐和批判社會和文化。
  
陳光興教授給筆者的電郵通訊中,也道出一項慨嘆和一點提醒。他「肉緊」於學術生產跟現況落差很大,當媒介生產和運作已「亞際」多時,亞洲區域內學者間的交流仍甚貧乏。此外,他提醒我們要從「關係」(relational)的角度看待「亞洲」或「亞際」的概念,而不可標榜一個與「西方」對立起來的「新亞洲」(主義)觀念,否則只是舊酒新瓶而已。
  
不約而同,陳錦榮和陳光興都期望,第二波批判媒介和文化研究的進路,不獨把「亞洲」看為被重新認領回來(reclaimed)「以區域為基地」的研究,也強烈鼓勵亞洲學者進一步以互為肢體的「亞際」視角互相看見,並從而理解與美國、歐洲、非洲、拉丁美洲、澳洲等區域之間,在全球資本市場脈絡中的跨文化(cross-cultural)和超國(transnational)交流傳播現象,及其相關的巨觀和微觀政治。這亦是筆者目前認為極具啟發性的研究視界。


(*作者後註:撰寫本文,得陳錦榮、陳光興、黃煜和李金銓諸位教授撥冗給予寶貴意見,在此一併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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