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台節目及品牌,是否又老又舊?」這個題目開出來,有同事認為命題較負面,但結果有超過一百位同事參與十二月初以此為題的專業發展論壇。兩個多小時的討論,熾熱發言是近年少見的。同事與嘉賓的討論,從香港電台定位、品牌、節目包裝及內容,以至有沒有空間讓創意、新同事得以發展、發揮;再觸及更深層的核心問題,如公務員架構、制度及結構等。
制度上的局限
整個會議記錄長達二萬六千字,在此只能節錄出席嘉賓部份講話內容。曾經在香港電台任職過的資深傳媒工作者陳慶嘉率先發言,他指出:「香港電台最大問題是制度上。環顧其他媒體,都有一個龐大的創作部門,但港台卻沒有。當年我在港台的身份是節目主任,名義上是監製,必須做行政工作,但實際上也要負責創作,這跟其他的傳媒很不同,別的機構做創作就是做創作。」
「另一問題是一個大機構要重新定位,是一個很艱鉅的任務,不單是某些節目改變就可做到,而是要很完整甚至花錢請專業人士先為你重新定位,甚至連台徽也更換,外間才能感覺得到。」陳慶嘉認為:「港台並非商營機構,因此外間的批評或收視對港台沒有造成很大影響。但港台並不能像商台般,在鬧市掛大大的廣告牌,故別人亦難以知道箇中的改變。至於電視節目,《鏗鏘集》永遠不會放在亞視播出,因在無線有二十多收視點,但亞視只有七點,故只會將新節目放在亞視,把最新的節目放在一個老化的媒體,豈不更糟?」
時代的使命
另一位講者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馬傑偉,嘗試從社會層面去審視香港電台應如何定位。馬傑偉亦認為:「制度欠缺靈活性,在創作上一定有問題。」「為甚麼八十年代的香港電台具創作性,這是因為當時電視媒體還是處於發展的階段,允許人們爆發創意。九十年代在中英政治互相對罵的空隙中,港台有其時代角色,所以結構和制度的問題未有充份顯露。」
「香港電台如何包裝成一個新的品牌、新的路線,尤其是在回應九七之後的新形勢,是值得深思的。」馬傑偉指出:「公營廣播一定要緊扣社會的脈搏,無論多想做到政治中立,也要與社會的政治大環境有關。」「中文大學陳韜文教授在十二月四日的遊行做了一項調查:有54%參與者為中產或自稱中產;當被問及有否與家人討論政治及公共事務,有過半數表示有。九十年代經濟發展吸納了這些人的政治訴求;兩年前經濟差,激發了很多人上街;但現在經濟有起色,仍有這些訴求。在社會層面上,公眾不認為港台在回應社會。」
「在未來五年、十年,是公民社會的形成階段。香港電台有沒有這個前瞻性,將這個意識形態的幅度拉闊一點。」「現在很多人的聲音很大,卻沒有代表了很多人。某部份人有政治權、經濟權發聲,但很多中產階級或是勞工界找不到發聲的平台。」「港台要回應多元化複雜的社會分層,甚至市場的分層也很嚴重。公營廣播自有一個時代的使命-就是在這樣特殊的環境裡,提供一個平台給各種不同的聲音發表,不一定要變成反政府或支持政府這樣簡單。」「公營廣播不能只談一些永恆的使命(Mission),它一定要回應社會的發展。」「此外,舊式公營廣播的講法是獨立於市場,現在已不適用了。公營廣播一樣可以拓展市場,而且市場很多不止一個。」
傳媒工作者及評論員梁文道先生則認為:「香港電台的死穴就是它的公務員架構,而且近年來,常處於守勢。」梁表示對於公營廣播要做的事,他的理解與很多港台朋友不同,很多人認為要顧存公眾利益就是取得平衡,但對於何謂平衡他有不同理解:「在商業化媒體環境中,平衡就是平衡整個社會的意識、角度和言論,而不是電台本身很平衡,你要扮演在整個媒體環境中的平衡角色。」「在今時今日高度商業化的傳媒環境,這種商業化很吊詭地是政治商業化。在這環境下,很多邊緣的、另類的、庶民的或某些階層的聲音發不出的時候,港台是否應成為他們發聲的一個地方。」「正常一個做媒體的人天生是要刺激公眾辯論,一個深刻例子是『斌仔』事件,港台的處理就將之變成一個溫情項目,而未有探討『安樂死』的社會議題。」
製作人分享體會
最後兩位講者-電台部編導曾志豪及電視部監製陳曼儀,亦分享他們的體會。曾以踢足球比喻香港電台太保守,耀目足球並非它想追求;亦缺乏較年輕而受聽眾歡迎的主持。港台以節目作推銷,而不願意推銷人,年輕主持發展空間不大。至於節目方面,曾建議港台可發展體育節目,將它變得更有深度、公共事務化及資訊化,港台除做一些珠江經濟合作交流,亦可拓展作中港的溝通橋樑,製作節目作實際交流。
至於陳曼儀就表示:「不相信同事是沒有創意的,也不信同事甘於被批評節目是又老又舊。但香港電台所背負的責任和面對的包袱,大得我相信是別的傳媒沒有的,因為我們有很大的責任,一方面要有教育性、文化、要另類,又要有娛樂性、顧及收視、節目欣賞指數,我們都在縫隙中找出路。」陳曼儀以一個小故事作結:「小一學生小明每天由母親拖著上學,後來母親怕他不夠獨立,故意讓他走一條滿佈荊棘的路。小明對於不用母親拖手感到高興,但走得滿腳傷痕,身邊的人卻責怪母親沒有好好照顧小明。母親最初還是堅持自己的做法對孩子是好的,但日子久了,旁人說三道四之下,最終母親還是拖著小明的手走回舊路上學。」
討論結束,同事離開溫暖的錄音室步出廣播大廈,迎面的是冬夜清冷的空氣,問題帶出不少,還是要逐一思量判斷再解決。
面對未來挑戰
歐洲獨立電視委員會議會二○○四年曾對公營廣播的定義有詳細的表述,其中提及除照顧小眾需要及實踐教育功能以外尚包括:願意去冒創作的風險;挑戰觀眾;補充其他市場主導頻道的不足;具獨立性及持平,提供可信的新聞;成為公眾討論的論壇,並確保多方意見可以被表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助理總幹事Dr. Abdul Waheed Khan在世界電子傳媒論壇中曾這樣說過:「只有無限制的追求客觀事實,以及意見知識的自由交流,才可達致世界和平、諒解及可持續發展。」
公營廣播使命任重道遠,香港電台今年已踏入廣播七十八周年,是垂垂老矣;還是百年樹木,繼續可以壯大。新的一年港台將會面對更大挑戰,如何回應瞬息萬變的社會、不同階層人士的需求,在風雲萬變的政治環境中繼續向前,扮好公營廣播的角色,是每一個港台人值得深思以及承擔。
隨著科技發展、本地傳媒將有更大發展空間,是挑戰也是機遇。透過更多的討論和溝通,能否讓我們更能釐清目標和使命;外間的壓力和挑戰,能否讓我們更能凝聚力量,重整架構,重新出發。話也許說遠了,但當不少學者包括是次論壇嘉賓馬傑偉都強調,香港社會正逐步轉向公民社會,香港電台這機構內又能否體現公民社會的精神,港台人自願自發地去把個人力量匯集,形成一股集體力量去實現公營廣播的目標呢?
制度上的局限
整個會議記錄長達二萬六千字,在此只能節錄出席嘉賓部份講話內容。曾經在香港電台任職過的資深傳媒工作者陳慶嘉率先發言,他指出:「香港電台最大問題是制度上。環顧其他媒體,都有一個龐大的創作部門,但港台卻沒有。當年我在港台的身份是節目主任,名義上是監製,必須做行政工作,但實際上也要負責創作,這跟其他的傳媒很不同,別的機構做創作就是做創作。」
「另一問題是一個大機構要重新定位,是一個很艱鉅的任務,不單是某些節目改變就可做到,而是要很完整甚至花錢請專業人士先為你重新定位,甚至連台徽也更換,外間才能感覺得到。」陳慶嘉認為:「港台並非商營機構,因此外間的批評或收視對港台沒有造成很大影響。但港台並不能像商台般,在鬧市掛大大的廣告牌,故別人亦難以知道箇中的改變。至於電視節目,《鏗鏘集》永遠不會放在亞視播出,因在無線有二十多收視點,但亞視只有七點,故只會將新節目放在亞視,把最新的節目放在一個老化的媒體,豈不更糟?」
時代的使命
另一位講者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馬傑偉,嘗試從社會層面去審視香港電台應如何定位。馬傑偉亦認為:「制度欠缺靈活性,在創作上一定有問題。」「為甚麼八十年代的香港電台具創作性,這是因為當時電視媒體還是處於發展的階段,允許人們爆發創意。九十年代在中英政治互相對罵的空隙中,港台有其時代角色,所以結構和制度的問題未有充份顯露。」
「香港電台如何包裝成一個新的品牌、新的路線,尤其是在回應九七之後的新形勢,是值得深思的。」馬傑偉指出:「公營廣播一定要緊扣社會的脈搏,無論多想做到政治中立,也要與社會的政治大環境有關。」「中文大學陳韜文教授在十二月四日的遊行做了一項調查:有54%參與者為中產或自稱中產;當被問及有否與家人討論政治及公共事務,有過半數表示有。九十年代經濟發展吸納了這些人的政治訴求;兩年前經濟差,激發了很多人上街;但現在經濟有起色,仍有這些訴求。在社會層面上,公眾不認為港台在回應社會。」
「在未來五年、十年,是公民社會的形成階段。香港電台有沒有這個前瞻性,將這個意識形態的幅度拉闊一點。」「現在很多人的聲音很大,卻沒有代表了很多人。某部份人有政治權、經濟權發聲,但很多中產階級或是勞工界找不到發聲的平台。」「港台要回應多元化複雜的社會分層,甚至市場的分層也很嚴重。公營廣播自有一個時代的使命-就是在這樣特殊的環境裡,提供一個平台給各種不同的聲音發表,不一定要變成反政府或支持政府這樣簡單。」「公營廣播不能只談一些永恆的使命(Mission),它一定要回應社會的發展。」「此外,舊式公營廣播的講法是獨立於市場,現在已不適用了。公營廣播一樣可以拓展市場,而且市場很多不止一個。」
傳媒工作者及評論員梁文道先生則認為:「香港電台的死穴就是它的公務員架構,而且近年來,常處於守勢。」梁表示對於公營廣播要做的事,他的理解與很多港台朋友不同,很多人認為要顧存公眾利益就是取得平衡,但對於何謂平衡他有不同理解:「在商業化媒體環境中,平衡就是平衡整個社會的意識、角度和言論,而不是電台本身很平衡,你要扮演在整個媒體環境中的平衡角色。」「在今時今日高度商業化的傳媒環境,這種商業化很吊詭地是政治商業化。在這環境下,很多邊緣的、另類的、庶民的或某些階層的聲音發不出的時候,港台是否應成為他們發聲的一個地方。」「正常一個做媒體的人天生是要刺激公眾辯論,一個深刻例子是『斌仔』事件,港台的處理就將之變成一個溫情項目,而未有探討『安樂死』的社會議題。」
製作人分享體會
最後兩位講者-電台部編導曾志豪及電視部監製陳曼儀,亦分享他們的體會。曾以踢足球比喻香港電台太保守,耀目足球並非它想追求;亦缺乏較年輕而受聽眾歡迎的主持。港台以節目作推銷,而不願意推銷人,年輕主持發展空間不大。至於節目方面,曾建議港台可發展體育節目,將它變得更有深度、公共事務化及資訊化,港台除做一些珠江經濟合作交流,亦可拓展作中港的溝通橋樑,製作節目作實際交流。
至於陳曼儀就表示:「不相信同事是沒有創意的,也不信同事甘於被批評節目是又老又舊。但香港電台所背負的責任和面對的包袱,大得我相信是別的傳媒沒有的,因為我們有很大的責任,一方面要有教育性、文化、要另類,又要有娛樂性、顧及收視、節目欣賞指數,我們都在縫隙中找出路。」陳曼儀以一個小故事作結:「小一學生小明每天由母親拖著上學,後來母親怕他不夠獨立,故意讓他走一條滿佈荊棘的路。小明對於不用母親拖手感到高興,但走得滿腳傷痕,身邊的人卻責怪母親沒有好好照顧小明。母親最初還是堅持自己的做法對孩子是好的,但日子久了,旁人說三道四之下,最終母親還是拖著小明的手走回舊路上學。」
討論結束,同事離開溫暖的錄音室步出廣播大廈,迎面的是冬夜清冷的空氣,問題帶出不少,還是要逐一思量判斷再解決。
面對未來挑戰
歐洲獨立電視委員會議會二○○四年曾對公營廣播的定義有詳細的表述,其中提及除照顧小眾需要及實踐教育功能以外尚包括:願意去冒創作的風險;挑戰觀眾;補充其他市場主導頻道的不足;具獨立性及持平,提供可信的新聞;成為公眾討論的論壇,並確保多方意見可以被表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助理總幹事Dr. Abdul Waheed Khan在世界電子傳媒論壇中曾這樣說過:「只有無限制的追求客觀事實,以及意見知識的自由交流,才可達致世界和平、諒解及可持續發展。」
公營廣播使命任重道遠,香港電台今年已踏入廣播七十八周年,是垂垂老矣;還是百年樹木,繼續可以壯大。新的一年港台將會面對更大挑戰,如何回應瞬息萬變的社會、不同階層人士的需求,在風雲萬變的政治環境中繼續向前,扮好公營廣播的角色,是每一個港台人值得深思以及承擔。
隨著科技發展、本地傳媒將有更大發展空間,是挑戰也是機遇。透過更多的討論和溝通,能否讓我們更能釐清目標和使命;外間的壓力和挑戰,能否讓我們更能凝聚力量,重整架構,重新出發。話也許說遠了,但當不少學者包括是次論壇嘉賓馬傑偉都強調,香港社會正逐步轉向公民社會,香港電台這機構內又能否體現公民社會的精神,港台人自願自發地去把個人力量匯集,形成一股集體力量去實現公營廣播的目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