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肉在哪裡？透徹剖視當下社會．明訂公共廣播方向

　　檢討公共廣播服務，必須雙管齊下，兩路並進，既要理念清明，取向拿捏準確，亦要斷石分金，判定此時此地社會所需，不得含混其辭，閃縮迴避。

　　從一開始，政府視公共廣播為干預市場，其作用只能補充市場的不足，結果引起一輪迴響。其實政府的問題，不在於以經濟角度看問題，而是以不認真的經濟分析去處理公共廣播服務。從經濟學看，公共廣播政策是政府對市場失效（market failure）的回應。在自由競爭下，私營機構逐利為主，不能提供充份的優良節目，因此政府不能坐視不理，遂以立法手段規限內容，並通過發牌條件訂明私營廣播機構的節目標準及成份，然後又動用公帑，由公營廣播機構製作節目，為市民提供更多選擇。

從經濟角度看

　　政府不容廣播市場放任自流，是由於市場競爭無疑有助提高經濟效率，讓生產者更能回應消費者的需求，更能講求壓縮成本，降低價格，卻無法保證可為社會提供有利整體發展的廣播節目，更何況廣播市場向來都是寡頭壟斷的格局，或有利於規模經營，卻又難免扭曲市場供求關係。具體而言，廣播市場失效是由五方面的因素所造成的：

一．廣播節目是公共財（public goods），它的廣播可供所有人享用，若不通過徵稅去支付製作費用，就須由廣告收入去支付，導致節目內容主要滿足廣告多於消費者的需要；
二．寡頭壟斷的格局，市場的「准入門檻」高，造成市場集中，企業坐大，競爭削弱，結果不是抬高價格，就是降低節目質素；
三．廣播節目帶有界外損益（externalities），它既可為個別消費者／受眾帶來好處和壞處，也能為整個社會帶來損害和利益；
四．部份廣播節目屬於資優財（merit goods），消費者不察它的優點，往往低估它的價值，因此只願付低於應付的價格去購買，導致供應不足；
五．資訊不足的問題，令個別消費者無法知悉節目的質素好壞，以至節目的界外損益所在，因此消費者的選擇只有利自己，卻有損社會，或甚至對兩者都不利。

　　換言之，提供公共廣播服務的出發點，若是基於市場失效，就必須細究兩方面的問題：一是導致市場失效五大成因在香港的具體情況，二是清楚界定「資優財」和「界外損益」的具體含義。這樣一來，理論就要結合實際，而經濟分析亦須配合社會價值觀的解讀和確立。

從社會價值觀看

　　從社會價值觀去論述公共廣播服務，可謂耳熟能詳。這套想法的出發點，就是對市場的不信任，因為商業運作的考慮和計算，不能與公共廣播所求達到的社會目標相提並論，市場亦非推動這些社會目標的有效機制。

　　大致而言，這些社會目標可分為四大類：一是知情權，即市民有權獲取有關所在社會的準確而完整的資訊，不能因為經濟匱乏而被拒諸門外，因為市民要了解及參與公眾事務，實踐民主，都首先要有充份的資訊；二是文化身份認同，即通過不同類型的廣播節目，幫助大家理解個人與社群、文化、國家、政權的關係，從而確立自己的身份；三是傳播知識和推動教育，通過廣播去引發市民對知識的渴求，增進各方面的知識，擴闊視野，提高全民的知識水平；四是塑造和鞏固社會的共同價值，樹立是非標準及行事規範，締造社會融和，而在重視社會共識的同時，尊重不同社群、組別的差異和主張。

　　表面上，公共廣播服務的社會價值觀，放諸四海而皆準，但如何具體演繹，才能適切服務當地社會，只能因應時地所需才能定斷。例如加拿大的公共廣播，一方面要樹立其國家文化及身份認同，以提高國家的融合，否則只會淪為美國文化的附庸，因為加拿大七成人口都能看到美國的電視節目；但另一方面，加拿大亦要努力提倡包容和多元文化，以調適美法語族以至其他社群之間的文化衝突，讓每個文化從公共廣播系統之中找到自己，了解別人。因此，加拿大公共廣播的價值，可視為培育有別於美國的文化自主性，同時在其領土內確立及發揚兼容並包的多元文化體系。

　　在德國，公共廣播是二戰後民主重建計劃的一部份。為了矯正納粹政治的歷史錯誤，戰後德國特別強調公共廣播是改造國民思想、推動民主建政的工具。因此，德國的廣播系統一面崇尚言論自由，另方面又嚴格禁制種族歧視和軍國主義的思想。廣播服務的設計，都以復興自由民主的政治社群為職志。相反在文化多元、種族多元的荷蘭，公共廣播的目的是任由不同的宗教派別、公民組織以至社群去自由表達意見，不受拘束，廣播組織亦不必恪守公正平衡的原則，孰是孰非，就由受眾自行定奪，一派百家齊放、百家爭鳴的景象。

服務當下的香港

　　不同國度公共廣播取向各有不同，正好說明公共廣播是為特定歷史時空下特定的社會需要服務。每個個案均有其獨特的考量，包括文化價值、社群期望、歷史情況、身份認同等。因此，儘管可以將這些考量總結為公共廣播一般原則，如服務社會大眾的不同利益、教育及啟迪民智等，但若要公共廣播緊扣社會需要，適切服務社會，我們只能繞過一部通書，從本港的發展議題、核心價值、身份認同，研判本地社會立足現在、走向未來的關鍵所在，才回頭再看看公共廣播可以做些甚麼。

　　可以說，公共廣播的前景在於服務當下的香港，不在於為它尋找最理想的目的和意義，而不對本地社會的性質立判斷，服務社會實不知從何說起。我們就算對公共廣播的價值有共識，若略過實質的社會分析，迴避社群的核心價值和社會關懷，不談歷史使命，公共廣播的原則只流於空泛的目標和承諾。

　　歷史地看，本港發展正面對多項難題。舉其大者，政治上，本港普選遙遙無期，言論自由不斷受壓，公共空間收窄，權力得不到有效的監察；經濟上，財團權勢龐大，勢力覆蓋多個行業，既削弱本港的競爭力，也窒礙本港向知識經濟轉型；民生方面，隨著本港經濟二元化，貧富懸殊大幅拉遠，弱勢社群不僅資源貧乏，跨代貧窮更有蔓延之勢，社會升遷棧道亦日趨閉塞；文化上，商業文化主導，市民想像空間窄小，加上教育改革紊亂，考試壓力依然巨大，創意文化無地容身，公共廣播檢討其實就是本港社會的檢討。我們不妨反躬自問，公共廣播究竟對上述種種有何可為，令本港有所改進，走向更文明、公平、公開的中國人社會。

　　目下的公共廣播服務檢討，兩面皆不討好，既欠深入的理論探討，為公共服務訂明方向，亦無透徹剖視當下社會的雄圖，以勾劃服務內容的具體眉目。方向和眉目不明的公共廣播服務，若不及早釐清，重新導向，就只能夠繼續修修補補，聊勝於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