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電影政策往何處去？

　　香港電影業由興盛走向衰落是明顯的，凡是對香港文化關注的人大概都會問：為甚麼？有甚麼救亡方法？如何可以使香港電影業再放光芒？我們三人都是電影的愛好者，又關注香港大眾文化的發展，對影業的衰敗黯然神傷之餘，乃決定就上述問題向香港大學撥款委員會申請研究經費，試圖合力找出答案。現在研究計劃已經獲得批准，正處於起步階段。由於是政策研究，我們準備一邊研究，一邊發表一些資料和想法，希望引起業界和有識之士的關注和討論，共謀出路。
香港有甚麼電影政策？效果如何？這是本文想初步探討的問題。

回歸前後政策傾向的改變

　　一九九七年以前，港府沒有甚麼明確的電影政策，對電影業界奉行的可以說是完全不干預的態度，既沒有直接向電影業界提供任何支援，亦沒有像某些國家般採取保護主義，限制外國電影入口競爭，間接扶助本土電影業的發展。與電影業相關的行政措施，僅限於由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執行的電影檢查及監察制度。此外，尚有由康文署主辦，以觀摩來自世界各地電影為目標的香港國際電影節，以及一九九五年成立的藝術發展局的撥款資助，支持各項藝術活動包括電影及視覺藝術等，但資助範圍僅限於非牟利性質的獨立電影製作，而最高資助金額亦只有五十萬元。

　　回歸以後，前行政長官董建華在一九九七年第一份施政報告中，認同香港電影業過往的驕人成績，不論在製作產量以至海外發行數量方面均是亞洲之冠，故此必須支持電影業發展。建議在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轄下成立電影服務統籌科，為電影業界在製作和外景拍攝方面提供支援，並在批地計劃內預留一幅土地指定作電影製作用途。另外文康廣播局又會成立主要由業界代表組成的電影服務諮詢委員會，促進電影業界與政府間的溝通。翌年的施政報告中，一再表明政府會協助提供一個有利電影業界作長遠發展的環境，承諾撥款一億元成立電影發展基金，資助以提升電影業界的專業及技術水平為目標的非牟利性質計劃。此外，香港貿易發展局自一九九七年起，每年亦舉辦香港國際影視展，以推廣香港電影的海外市場。凡此種種，均反映政府自回歸以後對電影業的關注，試圖為電影業的長遠發展提供有利的環境及基礎條件。

　　電影服務統籌科的成立，確實為業界帶來不少電影拍攝上的方便，製作人不再需要為場地租借以至封路等問題而煩惱。至於電影發展基金，在首五年的運作中，亦資助了多個培訓計劃、研討會、獎勵計劃、調查研究及業界文件編篡等項目，還有贊助了不少本地電影參與海外影展以作推廣宣傳。然而此等措施並沒有令電影業應聲反彈，製作產量及票房收益數字更逐年遞減，從二零零零年的一百五十一部，降至二零零一年的一百二十六部，二零零二年更跌破一百大關，全年產量只有九十二部，總票房亦跌至十年來的低點，只有3.52億元。因應長遠發展而作的周邊支援措施，似乎不能發揮挽救燃眉之急的作用，電影業界急忙展開救援行動，在二零零二年末召開振興電影工業研討會，並向政府提交報告，大聲疾呼要求政府施以援手。

　　二零零三年政府踏出較重要的一步，從電影發展基金調撥五千萬元成立電影貸款保證基金，與及簽訂落實ＣＥＰＡ有關放寬香港電影進入內地市場的規限，兩項措施的矛頭直指香港電影業的其中兩大難題；融資及市場萎縮。霎時間，業界充滿希望，以為香港電影業從此可走出谷底，電影產量會逐步回升。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在二零零四年三月的檢討報告中，更指出業界預料二零零四年的電影產量可望回升至一百四十部。

措施實際效用不顯著

　　從提供周邊的支援措施推動電影業作長遠發展，財政資助僅限於非牟利性質的項目， 以至成立電影貸款保證基金，間接參與電影融資，政府無疑已跨出較大的步伐。不過，政府一再強調無意直接參與投資電影；成立貸款保證基金的目的，只是為了鼓勵銀行及借貸機構參與電影融資，藉此開拓一套完善的電影融資架構？最初試辦期為兩年。ＣＥＰＡ有關電影條款的簽訂落實，令香港電影不受入口配額限制而可在內地發行，又放寬中港合拍電影的限制，演員比例由以前的1:1 放寬至 2:1；即主要演員只需要三份一是內地演員便可；合拍片可以國產片形式在內地發行，港人更可以在內地獨資經營電影院及電影放映業務。龐大的國內市場好像忽然變成垂手可得，聽來是天大喜訊。問題是兩項措施有否如預期的奏效？

　　電影貸款保證基金成立三年多以來，只有十部電影提交申請及批出，全屬中小型製作，由於最高的貸款額只是五百二十五萬元（百份之五十由政府作擔保），至於總承擔金額亦由成立時的五千萬元（同一時期可為十九部片提供保證），降至現時的三千萬元 （同一時期為十一部片提供保證），可見業界對此項措施的反應並不積極。正如香港影業協會創會副理事長馬逢國指出，即使有了政府作擔保，借貸機構由於對電影業認識不深，作貸款風險評估時會較為審慎，要求亦較為嚴苛，例如完片保證及可供抵押的資產等，至令業界望而卻步，尤其是缺乏往績及資產的獨立製作人。此外，由於ＣＥＰＡ效應及全球一體化大勢所趨，跨國的合拍電影越來越普遍，業界仍然較倚重傳統的股本融資，以及預售片花合約方式來籌集資金。建立一套完善的電影融資架構似乎尚有很漫長的路要走，港府用以作試金石的電影貸款保證基金，可以說是作用不大。

　　ＣＥＰＡ的落實的確引發較多的中港合拍計劃，從以前平均每年只有十部左右，躍升至二零零四年的三十一部及二零零五年的二十九部。香港影業協會理事長洪祖星亦表示，中港合拍是大勢所趨，現時接近九成的本地製作都屬合拍片。然而，為了迎合國內觀眾口味，以及符合合拍標準，即必須選用內地演員，導演以至題材必須符合國情，結果合拍的電影在本地的受歡迎程度相對降低。大型的合拍製作如《夜宴》、《無極》、《天下無賊》等，即使在國內上映時賣個滿堂紅，在本港上映時的票房卻未見理想，僅數百萬元而已。此外，港片雖然不再列作進口片，無須受配額限制，但要進入內地市場，依然要通過內容審批及由中國電影集團公司引進。某些港片便由於內容題材問題而不獲批准，例如《放．逐》、《江湖》等；又或者必須經過刪剪修正才獲通過，例如《長恨歌》、《黑社會》等。正如電影人陳可辛指出，港片要打入國內市場，題材往往是最大的問題，導演陳嘉上亦曾表示合拍片所選用的國內明星，來來去去都是那幾位，看多了觀眾會生厭。近在咫尺的國內市場表面上是開放了，但內裡還存在很多掣肘及未知之數，似乎還未能真正惠及香港電影業。

　　且看二零零三年以後的電影產量，不但沒有如預期的激增，反而更逐年減少，由二零零三年的七十九部，下降至二零零四年的六十四部，二零零五年再進一步下跌至五十五部，至於剛過去的二零零六年，港片總產量更只有五十一部，創了十年來的最低紀錄。票房收益亦因產量減少而每下愈況，從二零零四年的4.21億元銳減至二零零五年的2.69億元。據香港影業協會最新公佈的數字，二零零六年的港產片總票房只有2.82億元，相對同期上映的一百八十部外語片，總票房卻高達6.25億元之多。

有措施欠政策

　　究竟問題的癥結何在？是政府的支援及資助措施不夠徹底，還是另有乾坤？

　　行政長官曾蔭權在二零零六年十月的施政報告，進一步提出有關促進電影業的措施，包括理順政府內部有關電影政策的架構，以及成立一個主要由業界代表組成，非法定機構的電影發展局，以加強業界參與制定發展電影業的全面策略。電影發展局將取代二零零五年十一月才成立的電影發展委員會，該委員會又是取代原有的電影服務諮詢委員會，名字改變了，實質的作用將有多大分別？前二者的成員同是主要來自業界，又一樣負責向政府提出有關電影業發展的建議。至於即將成立的電影發展局，作用及權限會否擴大至積極參與制訂電影政策，迄今仍是未知之數。

　　政府一直抱持的態度，是在認同電影工業是重要的創意文化產業的大前提下，支持電影業作長遠發展。這十年來所推出的支援措施大致可歸納為三大類。一是提供基礎設施，包括撥地興建製作中心及資助業內人士的專業技術培訓；二是透過成立電影貸款保證基金，建立一套完善的電影融資機制；三是在電影製作、開拓市場及推廣等方面提供支援，包括協助外景拍攝、制訂拍攝指南，削減租用政府場地拍攝及電影檢查收費、資助業界參與海外映展推廣、透過海外經貿辦事處作推廣宣傳，以及落實ＣＥＰＡ有利業界進入內地市場。

　　然而此等措施的成效既不明顯，大多數亦屬於被動回應式的，雜亂零散，缺乏有系統的部署安排，背後的理念更是模糊空泛，實在稱不上是一種政策，頂多說是有一種政策傾向，加上由多個不同部門機構分別執行，欠缺集中的統籌規劃，故此無法達致協同效應。這邊廂，政府不斷宣傳每年的香港影視展規模有多大，參加人數屢創新高，發展基金又資助了多少個培訓計劃，那邊廂電影業繼續凋零，不少電影工作者失業或轉行，持續的衰退令人才不斷流失，業界似乎已進入了死胡同式的惡性循環。

　　香港一向奉行市場主導的自由經濟原則，電影縱使有其文化藝術價值，又是重要的創意工業，但電影製作始終是商業活動，政府到目前仍然採取不干預的態度，只採取措施摒除障礙，試圖改善經營環境。目前香港電影業的氣氛仍然低迷，政府是否應該繼續奉行不干預政策或是進一步落其重藥，這是我們未來要探討的課題。電影政策或措施的成效與影業興衰的原因是緊密相連的。我們這裡只就政府的政策措施及其效用作一初步的整理和分析，至於政府是否忽視了其他更重要的原因，因而沒有對症下藥，這也是我們未來要回答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