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中的「更真實」狂熱:真人實境節目的心理技術

2007-03-15
  早前,英國第四頻道的真人實境節目《名人老大哥》(Celebrity Big Brother)因節目中的種族歧視爭議,不僅創造該節目作為真實事件的收視高潮,甚至由電視世界擴及真實世界,演變為英國及印度的外交風波。然而,這事件值得關注之處,絕不只是一般媒體內容所可能引發的種族歧視及文化差異等爭議。反而,作為一種「真人實境」的節目形式,將沒有劇本、真人參與的節目進行本身,操作為電視內、外所有人都能捲入的媒體事件,恐怕才是此一節目類型更值得關注之處。
當前不分中外,一股全球化的真實電視風潮,正悄悄地宣告當代社會主體與電視依存關係的轉變。各式真人實境節目的設計,不僅反映當前閱聽人愈來愈想在電視上追求「更為真實」的觀看慾望,也在其中展現由媒體、科技來界定真實的多重文化政治。

「真人秀」的新電視寫實主義

  以「真實」為名,強調真人真事、沒有劇本,以及由攝影監控見證真實發生的reality TV ── 真人實境節目,或稱「真人秀」節目,在近幾年席捲了各國電視。某些在歐美較受歡迎的實境節目,也能以外銷節目的形式,輸出到其他國家。比如《酷男的異想世界》(Queer Eye For The Straight Guy)(美國)、《超級名模生死鬥》(America’s Next Top Model)(美國)、《戀愛巴士》(日本)等,近年在台灣都有一定的收視群。而相對於「外來真人秀」,台灣電視節目在二零零三年以來,也出現一波波以真人真事為訴求的「本土真人秀」製播熱潮。比如早先的《TV搜查線》、《最後的晚餐》,近期的《分手擂台》、《八號偵查庭》......等被稱為「吵架節目」的本土真人秀。

  到底這類真人實境節目的全球化熱潮,對觀眾的吸引力何在?在一個必須「提供具可信度的真實影像」前提下,我們或可將「真人秀」節目所鼓吹觀看的特定真實,視為是一新電視寫實主義(new realism of TV)的崛起。包括強調平凡真人的參與,使平凡人比名人更真實;以及強調沒有劇本的現場立即紀錄,使真人真事也比一般的電視表演來得更真實......等形式。可以說,真人秀節目所呈現的新電視寫實主義,首先都是一種要在電視上追求「更真實」的新興觀看慾望。

  其次,「真人秀」的新電視寫實主義,還有另一個不可忽視的媒體科技心理與文化面向。這便是由電視媒體,以及強調現場監控的新媒體科技,比如隱藏式攝影機、麥克風,小型數位攝影機的紀錄、跟拍等作用,作為「真人秀」得以見證真實的科技論述(technological discourse)形式。這些媒體科技的運用,讓數位時代下的真實見證,形式愈為多樣,也愈來愈不困難。

  關於數位時代的電視媒體文化,師承麥克魯漢的加拿大學者de Kerckhove,曾提出一種「心理技術」(psychotechnology)論點。心理技術指的是當代媒體科技(比如電視、攝影機、衛星、網際網絡、行動通訊等),如何將人們的心智予以模擬、延伸與放大的種種形式與作用。此一論點認為,我們應由科技與主體間的相互形塑關係,而非單由科技本身或人性心理,來檢視當代媒體科技的相關效應。尤其是,在種種媒體文化現象中所展現的集體心理感知狀態的轉變。

「更真實」的心理技術

  本研究進行了四十四位外來或本土真人秀的台灣觀眾深度訪談。關於「真人秀」的「更真實」風潮背後,尤其是媒體科技與閱聽人關係的心理技術意涵,我們可由以下三個面向予以討論。

(一)視覺化、奇觀化的更真實:
  「真人秀」的吸引力,在於鼓勵觀眾一再在電視上尋找關於自己的日常生活經驗及其夢想,如何能在媒體中「被看到」的機會。節目中所宣稱的「真實」,其實不只是真實,而是將慾望與真實場景,化為「可見的」、「奇觀化」的更真實。透過監控攝影的形式,種種真實生活中不可見的存在狀態,比如個人內心情感、人際互動關係等等,便能在發生的當下被紀錄、被保存,甚至變成電視內容公開播出。

  「真人秀」的媒體科技形式,正是放大、延伸了人們對於這類不可見、但又真實存在得以「被觀看、被見證」的渴求,使觀眾覺得更真實。然而這些真實,其實總是更特定的。比如不是突顯華麗、夢幻的真實(比如名模、酷男等節目),便是創造目睹創傷、難堪或告白等奇觀化的真實(比如評審的評論、《戀愛巴士》中的告白及結果)。這使得「將真實視覺化、奇觀化」,成為真人實境節目關於真實的首要心理技術。

(二)技術閱聽人:
  其次,「真人秀」也突顯出一種媒體科技與主體相互形塑的的新主體性──「技術閱聽人」(the skilled audience)的崛起。技術閱聽人,指的就是當代愈來愈具有媒體產製相關知識等技術性能力(technical skills)、甚至有小規模產製能力的閱聽人特質的崛起;同時,也是愈以其技術能力來回應媒體內容的閱聽人。因而,「真人秀」觀眾總展現一項很特定的觀看策略,就是啟動所有他們對媒體產製形式的技術性知識,既判斷節目中真人的真假表現,也用來判斷節目本身的真實程度。更重要的是,也因而獲取一定的觀看真實,由真假判斷中尋找更真實的樂趣。

  如此突顯其技術能力的「真人秀」觀眾,某種程度也反映了當代電視文化及數位科技引領下,閱聽人也愈來愈習於將媒體延伸為自我認同及身體的一部份。在內容上,人們希望在媒體上看到更多關於自身的真實(reflexive reality);在製作形式上,這類節目也不斷在與觀眾的媒體產製知識進行交涉。於是,有人會因看到真實而感動,但也有人會邊看邊罵,覺得作假破綻連連。這兩種反應表面上看似相互矛盾,但更能在「真人秀」節目的心理技術中和平共處。可以說,這種技術閱聽人特質的出現,明顯展現出媒體科技文化所形塑出的當代新主體性。

(三)全球/本土的真實位階:
  最後,在台灣觀眾的比較下,外來及本土「真人秀」的差異,展現了全球/本土關係中的「真實」文化政治。觀眾普遍認為國外真人秀比本土真人秀「更真實」,而這種真實位階,正好突顯出真人秀心理技術的全球化連結下,所具有的在地斷裂景象。台灣「本土真人秀」,總是被認為「很假」,這是透過新電視寫實主義的全球化流通,而對比下的假。即使中外「真人秀」節目都有虛擬真實的成份、都有高度的人為建構,但「本土真人秀」的「假」卻比「全球化真人秀」的「虛擬」來得更假。

  可以說,正是由於沒有距離的、處於真實的本土社會情境脈絡中,而不是如外來真人秀節目,就多存在於虛擬世界(不論是透過電視頻道,或網路所接觸的資訊)。與我們真實生活比較近的「本土真人秀」,反而因為能被「真真正正的,抓到作假」的真實證據,而使其作為真人秀的真實位階,在全球化的真實文化政治中,更輕易地被貶抑。
綄上所述,本文認為「真人秀」所代表的新一階段電視文化政治,必須在數位媒體時代及全球化的雙重脈絡下加以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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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敬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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