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帶地圖的旅行—感思中國廣播改革30年

2008-12-15
「珠江模式」成為內地廣播業體制調整的先行範例。
  在過去三十年中,內地大眾傳媒發揮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但是其自身的改革始終具有極大的被動性和因變性,從來沒有在這一社會大變遷中起過領先示範的作用。這就引出一個問題:為什麼推動改革開放的重要工具自身,不能成為改革排序優先的行業或領域呢?可能的解釋有幾個:

  一、行業改革開放的實施只能有先有後依次展開。

  二、傳媒業的改革開放需要其他行業變革成果作為前提基礎。

  三、領導決策核心決定先借用現有傳媒工具應對當下難題和艱困情境。

  四、各種權力和利益的衝突和制衡作用,使得傳媒業暫時動彈不得。

  上述原因和力量的制約互鎖關係始終存在著,致使傳媒行業經常是若進若退。在整個傳媒業內,廣播業(the radio broadcast sector)的處境和地位更是始終相對邊緣。

廣播在傳媒業中的地位
  廣播在一九六零—七零年代曾是內地傳播速度最快、瞬間覆蓋最廣的政治宣傳媒介。但是即使在當時,廣播也沒能成為政治和意識形態傳播的源頭媒體,只是「擴音喇叭」而已。這種從屬性幾十年來一直伴隨著廣播行業,始終變化不大。比如,「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和「東方風來滿眼春」等中國改革開放的標誌性文獻,都是首發在報紙上,而不是最先通過廣播傳播。在中國,報刊長期以來是政治導向口徑傳媒,廣播只是發揮擴散性傳播功能的二級媒介工具。和黨報序列相比,廣播從未取得過平等的分量。

  一九八零年代中期,電視崛起成為國內第一大傳媒。現在,不論民眾還是政府,重大活動、事件或報導的首選使用傳媒,必定是電視。除此以外,電視還是民眾最普遍的休閒娛樂媒體,大量的電視娛樂內容頻道吸引了最廣大的媒介接觸人群。上世紀末,有線電視和各省級電視台衛視頻率走向全國,內地地方電視台在相當程度上解決了異地覆蓋的問題;各地方電視台節目的全國觀眾抵達率和相互之間的競爭,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程度。然而,國家廣播電台節目的全國抵達率,由於必須依靠各地方台站的轉播和發送,至今還處在非常不穩定的狀態。這種廣播投送力弱勢的情況,不但在國家電台也在省級電台層面出現,其原因是電台主體和發射網路的行政性分離,更是行業架構和體制安排的不妥當。
改革方略的實施周期
  在過去三十年間,廣播業內最重要的制度或機制改革是在原有的行政和地域限定的廣播體系框架內,引入了營利性經營機制。這一改革的觀念萌芽是在一九八三年的「37號文件」中提出的;一九八六年,廣東珠江經濟台最先付諸試驗。珠江台這一「事業單位企業化經營」的運行模式,解決了在政府減少或取消財政支援的情況下,電台可持續運行的財源問題。「珠江模式」後經各地電台的移植和發揮,得到推廣和弘揚,最終被國家電台採納,並於二零零三年得到國家廣電總局的首肯。二零零三年,廣電總局把該年定為「廣播發展年」,要求全行業把增加廣播收聽率、影響力和年度創收力作為同等重要的任務,並規定了廣播年收入增幅20%的具體指標。這在實質上給予了「珠江模式」正統制度身份的確認。

  「珠江模式」只是廣播行業依然處在行政框架內和地域限定的規則下的變通性局部調整,是一種行政權力、傳播權力和營利權力的疊加結構,具有暫時性和過渡性;相對建設市場經濟體制以及廣播專業服務的目標而言,還有很多殘缺和弊端。儘管如此,這一調整竟需花費二十年時間,可見其改革的難度和費時程度。目前,中國廣播業的基本運轉模式依然沒有跳出「珠江模式」的框架。

廣播應作智慧媒體
  從內容設置來看,作為中國國家電台的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只有第一套節目《中國之聲》是國家「村村通」工程項目保證實現全國收聽覆蓋的廣播頻率。在這種情況下,這套節目的「綜合性」責任承擔就肩負著很大的壓力。然而問題的關鍵是,在廣大受眾看來,綜合性廣播頻率內容現在已基本上被電視所替代。就傳播覆蓋和內容安排來說,廣播和電視相比,都處在尷尬的弱勢位置;廣播急需走向專業化和類型化的道路方向。

  新聞資訊類廣播至今是廣播業務改革的焦點和難點。從今年年初冰雪災害、五月四川大地震等突發事件傳播來看,廣播作為救災媒體的突出作用得到凸現,顯示出作為快速靈活、抗外來打擊能力強的大眾資訊傳媒的巨大優勢。在非災禍時期,廣播也可以發揮其快速、靈活、智慧和關切貼近等媒介特長,圍繞著資訊守望和資訊交流的中心功能,展現廣播專業服務的智慧含量,建立起公信力、吸引力和影響力。但在過去三十年間,廣播在這方面的業務改進努力並不顯著,其突破成規和不斷探索的衝動甚至弱於內地的電視。

體制改革的遠景藍圖
  回首三十年歷程,廣播業制度轉軌和行業發展的遠景方案大抵是模糊不清的。對於未來改革和發展前景,廣播業面臨的若干疑問有:廣播行業深化改革的要點在哪裡?廣播行業的開放的標識性目標是什麼?廣播從一個封閉的行政體制內行業走入開放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路徑是什麼?國家廣播體制的制度安排、體系建設、功能設置和普遍覆蓋的方略是怎樣的?國家電台的地位、功能和發展的長遠規劃和制度安排是什麼?國家廣播的對內—對外傳播的資源成本、功能設定和統籌整合的改革發展藍圖是什麼?廣播的全國覆蓋和廣播的本地化服務之間的關係和協調如何有效地實現?目前廣播體制的行政化地域化限定制度的前景如何?如何處理無線電波頻譜分配、使用的透明化、公共性、產權化和有償化等問題?廣播的商業營利屬性和公共服務屬性是辯證地統合在整個行業中,還是集合在單個電台運行內部?類似的問題還可以繼續排列下去。

  廣播業的改革變遷過程在缺乏戰略發展藍圖的情況下進行,行業的運作就宛如沒帶地圖的旅行。前幾年,在廣電集團化的熱潮中,廣播是作為電視的附屬而參與其間;當集團化改革未能跳離行政框架而終於放棄之後,廣播行業整體改革發展的制度藍圖的調研、設計和討論始終是一紙空白;「摸著石頭過河」變成了基本口號和行動指導。當缺少了制度目標和奮鬥前景時,整體行業自然處於隨流漂泊的被動狀態。這是總結三十年中國廣播改革、開放和發展得失時,值得引起注意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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