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體事件與網絡社會之轉型

2009-02-12
  媒體事件是「歷史的現場直播」。這是西方學者戴楊與卡茨(Dayan and Katz)提出的重要觀點。他們的《媒體事件》一書集中分析電視直播出現以來,尤其隨著衛星直播技術的普及,政經勢力可以更有效地組織「電視儀式」(televised ritual),塑造集體記憶,達成社會共識。該書出版於冷戰剛結束後的一九九二年,正值全球資本主義一體化上升期,該書因而有相當大的影響。

  但十七年後的今天,新興網絡媒體日益超越大眾媒介,全球資本體系陷入重大危機,華人社會新媒體產業開始出現與西方傳統發展道路不同的趨勢。在此新情形下進行理論反思和現實總結,成為一項有意義的工作。

擴展媒介生態體系
  二零零八年第一期的《傳播與社會學刊》登出啟事:「新媒體事件:網絡、公民與社會權力的重構」,為香港中文大學第二屆傳播學訪問學者深度工作坊徵集稿件。其時恰逢「艷照門」之後、冰雪災害為禍大陸之時,不久又接連發生海外奧運聖火傳遞受干擾、反對藏獨、抵制法貨等意料不到的事端。在「五毛黨」和「人肉搜索」的影子裡,「釘子戶事件」繼續浮現,「華南虎事件」塵埃落定。二零零八的多事之秋,我們從百餘份投稿中選出最好的七份,包括兩岸學者,再加上特邀來自大陸、美國和本港的老師,在二零零九年初舉行了為期近一個月的「新媒體事件」深度工作坊。

  新媒體亦稱「網絡媒體」,即互聯網和手提電話網。它們可在資訊傳播過程中取代大眾媒體的部份傳統功能;更重要的是,它們可超越媒體之間的界限,從而組成規模更大、更多元的媒介生態體系。這一擴展了的媒介生態體系其實也就是「網絡社會」的骨骼和脈絡,正如網絡社會學派代表人物卡斯特(Castells)如是說。

  參加工作坊的學者們多數對互聯網媒體有深入研究,如北京大學的胡泳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卜衛就是大陸自九十年代中期起第一代互聯網研究者中的佼佼者。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楊國斌則多年專注互聯網與公民社會的關係。國立政治大學的孫曼蘋長期參與台灣公民新聞平台與「新農業文化再造」運動。復旦大學的謝靜關注上海城市社區的網上論壇。另一位來自復旦的周葆華則對「廈門PX事件」進行了實地考察、問卷調查、和系統的數據分析,內容不單包括互聯網,也涉及到手機,特別是短信。

  表面上看,從電視到網絡,似乎不過是媒介形式的轉換。所謂網絡的互動性、扁平性、便利性必將帶來社會革命的技術決定論觀點,在工作坊參與者中並不流行。大家關心的是,在媒體形式變換的背後,究竟有哪些是對舊有社會權力結構的繼承乃至發展?又有哪些是新瓶裡的新酒,是真正的新問題、新方法?

  一月九日工作坊研討會的第一位發言人楊國斌就指出,以網絡新媒體為承載的眾多網絡事件,如「孫志剛事件」、「黑磚窯事件」、「華南虎事件」,均有與傳統「媒體事件」所不同的傳播邏輯。它們不再僅依靠現代主義的理性思維和說服手段,轉而採用感性手法,訴諸人們的喜怒哀樂,進行「情感動員」。這正是新媒體事件巨大影響力的重要來源,也是大一統式的傳統媒體事件所欠缺的。

  與此相應,南京大學的杜俊飛在分析了十餘個個案的基礎上,提出「專家 — 傳媒 — 大眾」的社會性動力框架,試圖論證該三角互動模式與傳統媒體時代已有質的不同。人民大學的雷蔚真則以四川地震後的「範跑跑事件」為例,分析了公眾事件凝聚社會群體注意力的方式如何在新媒體介入後發生了根本性變化。這既是因為各種網絡平台如Blog、BBS的實時報導,亦是因為新舊媒體之間形成了特殊的互動關係。

  吳筱玫來自台灣的國立政治大學。她回顧零五年「新228劈腿事件」,令人想起更早年的「木子美事件」、「璩美鳳事件」、還有零八年的「艷照門」。這些在傳統大眾傳播時代成不了事件的事件,卻都借助網絡媒體,躍上頭版頭條。理性感性的界限再次被打破。公與私、性慾與偷窺、操縱與被操縱,都通過「群眾書寫」成為另一類現場直播的野史。吳筱玫還反思研究此類事件的知識論問題,尤其是超文本網絡資訊環境下大家依靠PageRank和Google搜索,所建立的歷史觀念有多麼不可靠,以及如何在培養諮詢批判能力的基礎上對有問題的網絡文本進行補遺。

  深圳大學的周裕瓊與北京大學的胡泳不約而同都選擇「謠言」為題。胡泳在理念上分析「謠言」成因,結合中國實際梳理國外理論,目的是要給「謠言」正名。周裕瓊集中研究二零零八年四至五月的抵制家樂福事件,整理出四條主要謠言,而後對其內容、傳播主體和傳播過程進行逐一分析,深入探究這一系列謠言是如何建構起來,成為群體事件的導火索。

  中山大學艾曉明點評周裕瓊論文時指出,古文中的「謠」本為中性詞,如「民謠」、「歌謠」,而「謠」字在當代中國被污名化恰恰是政經勢力作為「背後操手」介入的結果。她同意胡詠的正名觀點,並進一步建議改用「傳言」稱謂來更好地進行學術討論。下一步研究的重點應當由事件的「謎面」,即文本和再現手法,轉移到真正的「謎底」,即「操手」的權力機制問題上去。

  這裡所說的「操手」問題其實也是戴揚與卡茨最初關注的焦點,只不過電視直播媒體事件的組織者相對而言更加擁有文化霸權。即使今天的中央電視台,其獨霸話語資源的壟斷地位也不能與九十年代西方主流媒體獨步全球的情形相提並論。而新興網絡媒體運作過程中的「操手」就更多元、更難預測、更真假莫辯、更加存在內在矛盾和衝突了。

新語境下的媒介事件
  所謂新媒體事件因此既包括建立在網絡媒體之上的「新媒體」事件,也包括展現出以上種種新特點的「媒體事件」。它所標誌的不僅是媒體形態的變化,不僅是媒介生態系統的擴展,而且更是媒體內容、話語權、主體性的變遷,是網絡社會的進一步發展和轉型。
  對此的最佳例證莫過於孫曼蘋對台灣公視PeoPo平台的深入研究,展現出當地農村社區傳播已超越孤立的「新媒體事件」進入更高層次的「文化再造運動」狀態。孫曼蘋稱此新階段為「公民新聞2.0」。借用她的話,藉「新媒體事件」組織起來的社會,又何嘗不是「網絡社會2.0」呢?

  十七年前提出的概念需要與時共進,這是連戴揚和卡茨也不否認的。他們近兩年來就已在不同場合對「媒介事件」理論進行補充和修正,包括在北京奧運的新語境下再次充實「媒介事件」的內涵(Dayan, 2008)。中華傳播現象與社會問題已成為國際學界關注的重心,身處這片沃土之中的華人傳播學者自當責無旁貸。

  我們更進一步提出「新媒體事件」,不再只是修正西方概念,不再只是因為網絡媒體在華人社會的突出作用。更重要的是,我們需要直面不同階層、不同群體、不同類型的集體記憶形成過程。塑造共識固然重要,但在今日的網絡社會中,必須肯定的是,共識不是單一的,事件不是純粹的。在此新語境下,如何既回應經典命題,又實現學術創新,這恐怕是超越二十世紀傳統大眾傳播研究,在理論和方法上真正進入二十一世紀傳播學新天地的重要途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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