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錦濤新聞政策之周年觀察

2009-07-15
 
  一年前的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日,胡錦濤視察《人民日報》並發表講話。這篇講話,標誌著胡錦濤新聞政策正式出臺。

新聞政策:趙→江→胡
  胡錦濤在二零零二年秋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並在零七年秋連任。從零二年到零七年,胡錦濤執政團隊對新聞政策有具體調整,如對宣傳工作提出「三貼近」即「貼近實際,貼近群眾,貼近生活」的要求,以及制定《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但他不曾對新聞政策做過全面表述,而是沿襲了江澤民制定的方針。

  江澤民新聞政策的表述,集中見於江澤民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廿八日《關於黨的新聞工作的幾個問題》的講話,和江澤民九六年九月廿六日視察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的講話。發表於「六四」事件後不久的前一講話,旨在清算前總書記趙紫陽的新聞政策,否定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的中國新聞改革;後一講話,則更完整闡述了前一講話提出的「輿論導向」即傳媒管制原則。

  一年前胡錦濤的「六二〇講話」,重申了江澤民新聞政策的核心理念即黨管新聞的原則,但出現了若干值得注意的表述。

  其一,胡錦濤強調「保證人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類似說法曾在中共「十七大」政治報告中出現,但卻是第一次明確用於新聞政策。其二,胡錦濤強調「按照新聞傳播規律辦事」,「健全突發公共事件新聞報道機制,第一時間發佈權威信息,提高時效性,增加透明度」。「透明度」一詞值得注意,這是上世紀八十年代趙紫陽提出的新聞改革口號(詳見趙紫陽:《改革歷程》第四十頁、二九四頁),「六四」後遭江澤民否定。江說:「有些應該透明而且必須透明,有些不能馬上透明,要到時機成熟才能透明,有些就是不能透明」。其三,胡錦濤強調「要充分認識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興媒體的社會影響力,高度重視互聯網的建設、運用、管理」。胡錦濤新聞政策的要點,是將對信息和輿論的被動防堵,轉為積極出擊。筆者所說的「傳媒控制的升級版(Control 2.0)」,由此產生。

Control 2.0的要訣
  胡錦濤的新聞政策,回應了零八年上半年若干重大事件的新聞報道所提出的問題。「拉薩事件」,中國政府因實行信息封鎖而身陷被動,以至一些學者反思:在影響國際輿論上,中國的傳播策略亟待改進。汶川地震,中宣部最初試圖控制災情報道,但總理溫家寶在第一時間出現在震區,全國各媒體的大批記者也迅速抵達,中宣部的禁令遂成一紙空文。地震後的一周,災情報道空前放開,受到西方好評。而下半年的奧運會,國際社會對中國開放輿論充滿期待,亦有強大壓力,胡錦濤必須有恰當的對策。

  Control 2.0的操作要訣是:第一時間公開無法隱瞞的新聞事件;搶先發佈官方解釋;主動設置議程左右輿論;讓「邊緣媒體」(尤其是影響面甚廣的門戶網站)為我所用;以震動面較小的辦法,封殺當局不希望傳播的信息、處罰「不聽話」的傳媒。

  去年六月以來的災禍事件都被及時報道。除了甲型H1N1流感疫情,新近的例子,還有零九年五月十七日湖南株洲高架橋倒塌、六月五日重慶山體崩塌、六月五日成都公交巴士大火、六月廿一日安徽鳳陽工廠爆炸等。一年來,影響極大的警民衝突事件(當局稱之為「群體性事件」),如貴州「甕安事件」 、雲南「孟連事件」、甘肅「隴南事件」等,也被允許在第一時間披露。當局搶先發佈官方解釋,澄清民間的「謠傳」,或拋出負有責任的基層官員,以平息事態。

  江澤民新聞政策的核心是「輿論導向」,而胡錦濤更強調「輿論引導」。在「六二〇講話」中他提出「要把提高輿論引導能力放在突出位置」、「以黨報黨刊、電台電視台為主,整合都市類媒體、網路媒體等多種宣傳資源,努力構建定位明確、特色鮮明、功能互補、覆蓋廣泛的輿論引導新格局」。「輿論導向」與「輿論引導」看似差異甚小,實則側重不同。「輿論導向」重在嚴控媒體,而「輿論引導」則試圖以柔性手段掌握話語權和主動權。檢索一年間的人民網(零八年六月廿一日至零九年六月廿日),「輿論導向」在新聞標題中出現僅廿五次,而「輿論引導」出現了一百一十四次。「輿論導向」原是「六四」後中共新聞政策的第一關鍵詞,現在它的位置發生了微妙變化。

石首事件:新政策碰壁?
  人民網曾轉載新華社《中國記者》雜誌二零零八年十月號的一篇文章《一場成功的「輿論引導戰」》。文章介紹,北京奧運會開幕前十二天,濟南「奧體中心體育館」發生火災。當局立即在第一時間公佈,並通過官方新華社進行「輿論引導」。文章稱,新華社報道的「點晴之筆」,是強調火災與「奧運無關」。| 當負面新聞出現時,全力維護執政黨的利益,這就是「輿論引導」的關鍵所在。

  胡錦濤的新聞政策,出臺已一年。縱觀一年,中國傳媒確實得到因政策調整帶來的些許機遇,但所受的控制和打壓依然如故。對新政策,須多面觀察。
奧運期間,對境外傳媒的管理空前寬鬆,二零零八年十月十七日,中國政府公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國常駐新聞機構和外國記者採訪條例》,將奧運期間的管理辦法常規化。這一決定,和二零零八年五月一日施行的《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擴展了國內外傳媒的空間。

  奧運會使中國政府獲得讚譽。然而奧運結束不久,「三鹿奶粉事件」便使當局陷入窘境。對這一嚴重公共衛生事件,媒體完全談不上在「第一時間發佈信息」。政府被迫公佈案情後,仍封殺了媒體的後續性調查。傳媒控制者很快引導媒體「把壞事變成好事」,將議程設置為對政府「向人民負責」的讚揚。

  對於更具政治敏感度的事件,如「楊佳襲警案」的判決、文化部黨組書記、前山西省省長于幼軍腐敗案、最高法院副院長黃松有腐敗案、深圳市長許宗衡腐敗案等,當局均對新聞實行了最大限度的控制。控制更為精細。很多負面報道,對《人民日報》和中央電視台,只允許根據新華社通稿以簡明新聞的方式處理,深度報道則嚴格限制;此外,以所謂「宣傳戰役」形式,佈置大量歌功頌德的正面宣傳任務,佔據報紙重要版面與電視台黃金時段,擠壓負面報道空間。

  和二零零八年比較,在二零零九年這個「逢九之年」,因為 「六四」二十周年、建國六十周年等,對傳媒的控制更緊。

  恰在胡錦濤講話一周年之際,六月廿日,香港傳媒大篇幅報道了內地湖北省石首發生的大規模警民衝突。事件發生在六月十七日,但內地媒體的報道,較之一年前的「甕安事件」和「孟連事件」,卻出現明顯的倒退。新華社並沒有在第一時間報道。事發後五日,湖北省才發佈「事件被平息」的信息。各媒體主動進行的調查,媒體對湖北地方政府的批評(包括《人民日報》和中央電視台的言論),剛剛開始便被全面禁止。在這裏,人們看到的不是胡錦濤的「輿論引導」,而是陳舊的「輿論導向」。

  「石首事件」顯示了胡錦濤新聞政策的軟弱無力。在中國大陸的政治格局下,即使是步幅甚小的改革,都隨時可能停止和倒退。筆者將對這一事件的新聞報道作更細致觀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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