檔案法
2014-03-22

市民或許會想,政府有否妥善地保留檔案,與自己關係不大。但事實是,海事處的驗船報告檔案處理混亂,令南丫島船難問責無門;赤柱的塌樹事件,康文署早已驗出樹有問題,病樹沒有被及時砍去釀成意外,但相關檔案存檔混亂,不知所終。從事實可見,這些檔案是保護我們權益的證據。



嶺南大學公共管治研究部主任李彭廣要研究香港歷史,卻要到英國尋找第一手資料,全因香港政府不會保留當時檔案。他認為失去了反映官方觀點的文件,有很大的缺失。

國際檔案理事會人權工作組主席TRUDY PETERSON強調,檔案法不但保障知情權,讓人民向政府問責,而且有助維護新聞自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已經通過世界檔案宣言,指出每個社會都應妥善保存檔案文獻。

追溯現代檔案法發展史,歐洲的現代檔案法早於法國大革命後出現,美國亦在上世紀三十年代起,開始實行此法案。相比之下,香港實行此法案,比歐洲國家落後了二百年之多。

 

上世紀七十年代危地馬拉內戰,有力證明了保護歷史檔案的重要性。當時軍政府到處殺戮,「被失蹤」和「被處決」的人有很多,可是,內戰過後,由於找不到相關的檔案,故不能將有關人士繩之於法。直至廿一世紀初,當年的秘密檔案因一場大火而重現於世,人權組織於是公開這些證據,令有關人士得以受到法律制裁。

上世紀南非白人政府實施種族隔離政策,衍生大量不公義事件。當年一個白人檔案館長曾經盡力地保護有關種族隔離政策的檔案,前南非總統曼德拉出獄後,立即成立真相及和解委員會,透過整理當時的檔案,揭示真相,還受害者公道。可見,保留歷史檔案不單單為尋求真相,也是良知的表現。全賴該館長的努力,南非後代才能了解當時的情況。

 

香港現時無實施檔案法,於已發展地區當中非常罕見。申訴專員公署於日前發表報告,促請政府檢討檔案封存制度,問題關鍵是香港沒有法例條文有效地監管政府部門對檔案的處理手法。對於現時政府處理檔案的方法及成效,三任檔案處處長有不同意見。

現任檔案處處長杜式雄表示,部門要銷毀檔案前,必先通過檔案處的同意,認為現時的處理手法問題不大,各部門仍依照指引辦事。他又指各部門銷毀檔案的主因是為部門騰出更多空間,看不到其他誘因去銷毀資料。

前任檔案處處長朱福強卻指,現時的指引有名無實,即使有部門未經檔案處同意銷檔,外界亦不會知道。若果有些檔案對某些政府官員不利,即使檔案處要求保留,亦難以保證檔案最後有否被銷毀,故此,檔案處處長必須要堅持保留檔案。他強調現時的指引透明度低,未能有效地監管政府部門對檔案的處理手法。

申訴專員指出,檔案處極需要檢討人手編制,現時有一半職員是行政主任,是經常調職的非專業職系人員。

杜式雄表示,檔案處處長由首值行政主任職級人員擔任,亦有不同專業職系的人幫忙,故成效不錯。

朱福強強調,檔案處人員負責的是專業管理工作,行政人員沒有專業資格,也不斷調職,對檔案處的管理不利,又指杜本身對檔案、文獻等觀念也未必清晰。

香港第一任政府檔案處處長白卓善指,港英政府對檔案管理十分重視,更在主權移交前,把檔案製成膠卷送回倫敦。可是,香港回歸後,政府對檔案的重視程度下降。離開檔案處多年,白仍對一事存疑,就是二零零三年,一班法輪功人員被拒入境,在提出司法覆核時,檔案處承認銷毀部分檔案。他表示,作為專員,他期望有關文件應該保留,因為文件涉及重大政治及社會得益。

朱福強亦質疑近期政府對檔案大量銷毀一事,政府總部搬往添馬艦,燒毀了數量有如三個國金大廈一樣高的檔案。

杜式雄承認,是他批准銷毀該批文件,原因是九成以上檔案過期後,並沒有歷史價值,可以銷毀。

朱福強強調,文件要立檔、存檔,才有確實證據存在,是問責的主要基礎,就如廉政公署調查前行政長官曾蔭權一事上,很多檔案已被銷毀,根本難以追查。他指沒有檔案法,人民繼續無知,政府則繼續無法無天。

採訪/製作:袁梓珮

專題分類:新聞熱話

最新專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