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家書】中大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教授 伍美琴
2018-05-05

親愛的柏軒、柏希:

五月的倫敦天氣如何?倫敦計畫把城市一半的面積綠化,成為世界第一個國家花園城市,邀請全民參與綠化工程。

這陣子,香港政府也邀請市民參與一個有關土地和房屋的大辯論。雖然香港在1939年已經頒佈了城市規劃條例,但是政府在1990年才將屬於不同部門的規劃工作整合,成立規劃署,而城市規劃條例是在1991年才適用於新界。

雖說香港做了幾輪策略性規劃,不過60年代到70年代做的策略性規劃都沒有公佈。而香港一些重大的發展里程碑似乎不是策略性規劃的產品。就如70到80年代,香港大規模填海造地建屋,可以說是殖民地政府逼於無奈的決定。1966、67年,香港暴動,為了安撫香港人,殖民地政府在1972年推行了十年建屋計劃。地從何來?大概那時新界土地是租界,而且英國人對鄉村有情意結,於是決定沿用填海方法發展新市鎮。不過新市鎮落成之後所衍生的問題,可以看出這發展缺乏策略規劃,各政策部門沒有互相配合,新市鎮都出現了社區資源如校舍的不足的問題。新市鎮又沒有吸取舊區建設街道,提供小市民經濟活動空間的經驗,加上經濟轉型,工業外移,就業機會不足,導致大量市民需要回到市中心工作,引起交通問題,使許多人損失了寶貴的親子和休息時間,引發不同的家庭問題。

另一個例子,就是1997年回歸之前,政府推行的玫瑰園計劃,也不是出自於全港發展策略。而是跟1989年在北京發生的事件相關,建造赤鱲角機場、西九龍填海等十項大工程,都是為了挽回香港人對這個城市的信心。其實,八十到九十年代的新界,都因為政府在1983年的‘生發案’敗訴,法庭判決農地可以當貨倉,加上中國改革開放,發展加工業,靠香港貨櫃碼頭出口,於是大量農地變成貨倉和貨櫃城。1991年城市規劃條例延伸到新界,但是沒有辟地去建支援碼頭發展的後勤基地,只是將農地變倉庫的這個土地用途合理化。之後的全港發展策略也沒有提出具體處理的方案。

 

這次的土地大辯論再次證明香港的土地規劃缺乏策略思維。沒有策略規劃,我們難免會重蹈覆轍,就算找到了土地,用現有的機制,沒有人可以承諾城中最需要土地房屋的人可以得到好處。因為他們根本就是目前發展制度的受害者, 再增加土地,不改制度或政策,如何保證土地真的會惠及有需要的人?

現在大辯論跟真正的策略性規劃,可說是背道而馳。因為政府未能告訴我們,每一個選項會如何使用、以及達至什麼目的。真正的策略性規劃,應該由政府的最高層領導,由整個政府,甚至整個城市,對香港的發展和議題作出評估,更需要訂出平衡生態丶社會和經濟發展的願景和原則,再由不同政策部門通過協商訂出相關的策略和具體推行措施(包括土地的需求和預算),再由規劃部門負責找適當的土地。所以,當不同部門拿到土地,他們就應該胸有成竹,馬上推行相關專案,以達至共同設立的願景。

21世紀是全球化的年代,氣候變化,貧富懸殊,資源被耗盡,環境承載力下降,迫使我們反思什麼是發展和如何改變制度去解決各種複雜的問題。政府只邀請我們去選創造土地的方法,所做的評估和往後的發展都是用現有的機制—如愛恩斯坦所言—我們怎麼可能用同一思維去解決這個思維系統所產生的問題呢?

這場辯論有一個很大的盲點,就是沒有注意到香港百分之88.5的土地在新界,除去百分之46.5的郊野公園和保育地段,其他的地段都需要認真研究。從策略規劃的角度,優化生態和使人,包括窮人,活得有尊嚴,可以有宜居的生活和一份可以賴而為生的工作,這個願景應該不會有人異議吧?根據這一願景,加上政府的合作,開放數據,譲我們可以清晰瞭解土地和住房的現狀,就可以對症下藥—不同的政府部門可以訂出相關政策,加以整合,再提出土地和資源的需要。例如使用現有土地資源提供不同類型的租住房屋,使人民得到可以安居、創業和推動經濟發展的空間。而復修被破壞的新界土地,整合和更新相關的村屋用地,騰出空間作不同產業的發展,因為涉及的持份者很多,問題比較複雜,需要全城參與和共議,作長遠規劃,更加需要以創新的思維去設立合適的制度,讓規劃得以持續落實推行。

如果香港要成為一個以生態和以人為本的城市,你們又會有怎樣的想像?又會如何參與?

在外一切小心,互相照顧!

 

愛你們的媽咪美琴

2018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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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家書】

香港電台第一台FM92.6 - 94.4

星期六早上九點至九點二十分

監製:鄭婉薇

學者、議員、官員及社會人士透過書信形式,分析社會現象,細訴個人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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