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家書】1975年港大學生會會長、學聯代表 麥海華
2015-03-15

梁麗幗同學:

你作為2014-15年度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任內面對特首普選的爭議和社會的撕裂,所承受的壓力和挑戰,一定十分沉重,畢竟,時代選擇了你擔此重任,也是作為學生領袖理應然接受的。正如40年前,香港學運的火紅年代,我在國粹派席捲大專界學生會的時候,毅然參選並成功當選為1975年港大學生會會長,試圖撥亂反正,讓同學有更廣濶的言論空間,並對國內當時四人幫極左思潮作出批判及抗爭。大家時空不同,但承擔的挑戰,卻可謂遙相呼應。

人大常委會8.31政改方案帶來社會極大的迴響。學聯及各院校學生會號召罷課,掀起了港人對中央的抗爭行動。雨傘運動後,激進派人士因政改毫無寸進,將不滿中央政府漠視港人意願的情緒,發洩到學聯頭上來,認為學聯在佔中行動上與同學缺乏溝通,犯有錯誤,令到運動失敗,認為學聯不代表學生,並在各院校發起退出學聯的運動。由於這班有組織的人士利用學生在各院校進行退出學聯的公投,使港大學生會此形勢下通過公投,脫離學聯。但是脫離學聯是否就是對學聯負責人的一種懲罰?還是真的認為脫聯才能發揮學生的自主力量呢?我個人參與社會運動40年來,現在亦是支聯會的副主席,我對有些人說學聯支持支聯會的「平反六四」立場是退聯的其中一個理由,真是大惑不解,難以接受。退聯運動目前仍在各院校燃燒,嶺南大學同學成功地反對退出學聯,希望這是撥亂反正的好開始。

曾幾何時,我在1975年做港大學生會會長的時候,也因為反對電話公司在有6千萬盈餘下仍要加價,要求學聯參與行動,但由於當時學聯為國粹派把持,受香港左派的影響,不搞社會行動,而要宣傳當時正在舉行的四屆人大。我們港大學生會也只能考慮發起退出學聯的行動,但其後因為了解到院校自主,完全有權進行其為重要的社會行動,不一定需要學聯的支持,所以我們沒有理會學聯,而與其他大專組織自行反對電話公司加價。

其實,當時學聯被左派利用,辦中國地理風光展覽、宣傳中國科技成就等非政治性的活動,又辦回國觀光團和成立國事學會,推動對大陸的認同。但對國內一黨專政及極左思潮,缺乏警覺。而港大學生會當時卻舉辦現代中國探討,批評國內頻繁的政治運動和對社會倫理價值的破壞,從中,可見國粹派與社會派和民主自由派對國內政策的不同看法和路線。其實學聯從來都不是一貫正確,在「四五天安門事件」上通過的決議,認為那是反黨反革命的行為,與大眾市民所認識的人民自發悼念周恩來總理的行動大相逕庭。但無論如何,我們認為要珍惜這個學生自助組織,鼓勵進行體制內改革,以切合學生意願,而非退出學聯。

 

其實,大陸在72年恢復聯合國的地位以來,已在香港進行更廣泛的滲透和組織活動,除了工聯會組織工人外、學友社的文化舞蹈藝術活動,吸收地下黨員, 這在梁慕嫻的書中亦有提及,更有左派學校拉攏大專生, 74年港大學生會會長崔綺雲於畢業後立即成立了香港青年學生協會,以統籌青年學生運動,因為他們了解到學生的重要性,但也不能夠容易操控到學聯。其實,自 70年代以來,左派在港立了無數組織,包括婦女、青年、公屋、商戶,地區、工會、工商聯會、以至體育藝術團體及各界同鄉會宗親會、以至專業團體及街坊組織 等、甚至也通過滲透各居民組織互助委員會及業主立案法團,以鞏固力量,甚至干預地方區議會及立法會選舉,透過協調候選人,減少競爭,有計劃的滲透組織,全 力打擊民主派等,在未來要在香港進行公平選舉,絕非易事。

因此,如果我們認識到當前的險境,保護學生自治組織就十分重要。如果學聯等學生自治組織都因退聯行動而瓦解的話,大專學生將會喪失了代表性的組織來為學界 爭取權益和維護公義了,因此不能輕易言退聯。其實,每一個組織都有改善空間的,學聯怎能倖免?如果我們對學聯進行架構改革,以防弄權,實有必要,但退聯絕 非有效解決矛盾之舉。試問,如果各院校學生將自主原則推到極端,學生可退出學生會,屬會可以脫離學生會,那誰來代表學生向校方爭取權益和參與校政呢?

麗幗同學,我相信你作為前港大學生會會長及學聯常委,深暗箇中道理,希望在學聯及院校學生會的努力下,能夠遏止退聯的歪風,使學聯進行改革後,港大能再度加入,領導學運,共同發揮社良知的先鋒角色。

對於你就人大8.31決議提出司法覆核,我希望能夠在司法制度下,釐清法律觀點,讓港人能最終實現國家對我們普選的承諾。

 

1975年港大學生會會長麥海華

2015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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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家書】

星期六早上九點至九點二十分
監製 : 陳燕萍

學者、議員、官員及社會人士透過書信形式,分析社會現象,細訴個人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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