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史教學中的生日報演示

　　偶然發現這件有趣的事。2011年初訪問日本北海道的報館，見入口處有台機器。朋友引導我，投入硬幣，在觸摸屏上輸入出生日期，enter，機器打印出我出生那天的《北海道新聞》。

一道開胃小菜
　　曾有位教授提醒我，新聞史不好教。今天許多年輕人對歷史隔膜，一大堆報名人名，令人目眩。我明白這一挑戰，於是嘗試激活新聞史課程，每次開講前，上一道「開胃小菜」：讓學生演示生日報。

　　所謂「生日報」，指同學父母或本人出生那日的報紙。最好是籍貫地報紙，也可以是全國性報紙。我請同學們在課前努力檢索資料，從「觸摸」一份舊報開始，仔細閱讀那份和自己關係密切的報章，並把他（她）的所見、所奇、所思、所惑，帶到課堂，與大家分享，並將疑問提交給我，讓我解答。

　　2011年以來，我在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的碩士研究生課程Readings in China Media and Society、港大的公開課「通傳媒，識中國」、以及在廣州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的中國新聞史課程中，都使用了生日報演示方法，實踐證明，對教學有幫助。

打開了萬花筒
　　幾乎沒有人見過自己父、母或本人的生日報。尋找的過程引人入勝，演示的場面活潑興奮。

　　我請同學們從生日報上讀時代背景。從民國時代，到1949中共建政、1950-1953朝鮮戰爭、1956「雙百方針」、1957反右運動、1958大躍進及由此引發的1958-1962中國大飢荒、1966文革、80年代改革開放，及至八九六四、鄧小平南巡，同學的生日報演示，把國事風雲串聯一線。

　　港大一位藏族同學的母親生於1958年，他從母親生日那天的《青海日報》上，看到上一年的反右運動在深入，看到大躍進創糧食高產紀錄的誇張口號。有位女同學，父親出生於1959年。大飢荒已經開始，她卻從《杭州日報》和《人民日報》上看到國慶前夕的多篇「輝煌成就」報道，報紙說，中國生產成就「十年勝過千年」，「今天，中國人民同聲自豪地說：中國已經有了一個成功解決人民吃飯問題的政府，這就是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府。」這位同學在她的PPT上寫了個大大的英文單詞“Seriously?!”

　　有個上海女生的演示給我留下深刻印象。她父親生於大飢荒時期的1961年。內地報紙上，大飢荒的事實是絕對被封鎖的。更何況在生活水準相對稍好的上海，報紙上會有「大飢荒」的印記嗎？細讀《解放日報》上的每一篇報道，她還是發現蛛絲馬跡。有一則《童子牛懷胎了》的農村報道，說一個生產隊裡有12頭耕牛，11頭是母牛，三年來竟然無一頭懷孕—這正是當年農村凋敝的寫照。報道說，1961年調整了政策，對飼養員實行了「六獎一定」責任制，終於有一頭牛懷孕—這也反映了大躍進失敗後中共一度的政策調整。這位同學沒有就此打住，她特意打電話回家給祖母，請老人家回憶父親出生時的情形，知道了父親出生時，食品短缺，祖母無奶的焦慮窘迫。

　　當年的港澳報紙上，有大飢荒報道。有位香港同學的母親出生於1960年，她從母親生日那天的《星島日報》上發現《飢餓廣東》，又從《華僑日報》上檢出「今日之中國大陸 糧食缺乏自殺盛行……四日之內一百四十六人抵澳」的文字。

　　從生日報上，香港同學對國情的理解大增。我很驚訝，公開課上的一位生於1975年的香港記者，她能抓住「1975鄧小平整頓」這大背景，和中共向東南亞「輸出革命」的歷史，並能用生日報上的資訊佐證。有位香港同學，1987年6月出生。是時，中共十三大將召開。她看了這天的內地與香港多份報紙。看到趙紫陽在談政治體制改革，又看到韓國民眾的抗議風潮，想到媽媽曾對她說「你生在香港是幸福的」。她在為生日報演示準備的作業中寫道：「趙紫陽口中的政治體制改革，與媽媽口中的幸褔，有甚麼關係嗎?我在做功課的過程中不時在想，看著今天的香港和中國，幸褔這話題可以很沉重。假如八七後並沒有六四，當年《解放》、《文匯》、《南方》報導趙紫陽預告十三大的改革，也許後來或曾以另一姿態來臨？但歷史沒如果，八九年在天安門廣場的學生，跟八七年南韓反政府浪潮中，最後迫使南韓政府實行直選的人們，他們當時所追求的幸褔，又分別包括了甚麼？」

　　這位同學說：「錢老師吩咐我們讀生日報，從新聞裡看看我們個人的生命軌跡如何與歷史交疊，有緣在這年做這功課的感覺特別深刻……」

活的新聞史
　　新聞史自然關注新聞自身變遷。對中國大陸而言，包括：憲法對於言論、出版的規定及其變化；執政者的新聞傳媒管理制度的變化；媒體的變化；傳媒人的命運；傳媒運作模式的變化；科學技術對傳媒的影響；等等。這些在課堂的生日報演示中，都能看到端倪。如中共建政初期鼓勵批評，「做有牙齒的報紙」；在1956年鼓勵「百花齊放」期間報刊內容的輕鬆生動；1957年反右運動後媒體被緊縛手腳，直到文革期間媒體充斥「假，大，空」內容。有生於1989年的同學，展示了六四前媒體的短暫「自由」；有生於1990年的同學，展示了媒體的萬馬齊喑；也有許多同學是「南巡一代」—他們是在1992年春天鄧小平南巡後出生，他們演示自己的生日報，讓我們又看到中國媒體市場化的開端。

　　新聞史離不開政治與社會變遷，也離不開經濟、文化乃至生活風俗的演變。生日報演示的好處是，有大敘述，又有小敘述，既讓人看到時代大背景，也讓人看到生活的細枝末節。有不少同學，對報紙上的電影、戲劇廣告饒有興致，並從中發現故事。有同學留意報紙上的物價—米價、肉價，包括報紙的零售價。「為甚麼1953年的人民日報售價一份售價600元？」自己搜索，原來是幣值的關係，那時是一萬元等於後來的一元。

　　我的公開課學員，有來自香港不同機構的朋友。忘不了那位搜索資料極其認真的中學音樂老師，她對她出生之年1956年中國大陸有關音樂教育、音樂演出的資訊特別注意。來自香港電台的一位編導，從生日報上發現，在她出生的1970年，中國與意大利建立外交關係。由此及彼，檢索出意大利導演安東尼奧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應邀當年到中國拍攝紀錄片《中國》，後來竟遭江青批判，說他「醜化中國」的故事。這樣的檢索講述，令她對政治、新聞、文化的錯綜關係有綜合的認識，也對自己從事的影視專業的歷史有更多瞭解。

　　「回到現場」，是歷史教學的關鍵。生日報演示為同學創造了觸摸歷史的機會，讓他們初嘗尋覓史料、考證史實、大海撈針、慧眼識珠的滋味。這方法幫助他們，將我講述的新聞史轉化為人的故事，更好把握每個歷史節點的語境。

　　一份生日報會帶給他們許多問號，這恰恰需要我來講解。而千姿百態的生日報，對豐富擴展教師的知識亦大有裨益—一位新聞史教師，原本無可能見到如此多報章。一位位同學的生日報演示，毫無疑問，是他們在給我上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