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營廣播面臨「邊緣化」的挑戰

上月，「公營廣播機構國際年會」首次在香港舉行。今次會議非常成功，吸引了一百三十多位代表參加，分別來自五十家廣播機構、廣播聯會及傳理學院。當中，約有三份一是廣播機構的主席、行政總裁及總經理。會議的討論焦點包括公營廣播機構的角色、發展策略、合作模式、培訓經驗、體育轉播權，數碼化以及社會民主化。

今次會議中，最具特色的是參與的公營廣播機構，歷史背景不同，經驗參差，運作情況也不一樣，模式可算是多種多樣。


發展各自各精采

自有廣播歷史以來，公營廣播一直是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但國家發展情況不同，公營廣播機構的組成及投入也有很大的差異。根據統計，美國人均投入公營廣播機構的資助金額，每年祇有一美元。全國合計共有二十億美元，祇及商營廣播機構每年投資的百份之三。在日本，人均投入公營廣播機構的金額是每年十七美元，加拿大則是三十六美元，英國的數字是三十八美元，而香港每年人均投入額也有十美元。資助金額的懸殊反映公營廣播生態及運作情況非常不一樣。今次在會議中，接觸眾多公營廣播機構，發覺他們各自各精采。

在發展中國家，公營廣播機構的獨立角色備受爭議。印尼電台於二零零零年六月，脫離政府，逐步建立獨立自主的公營廣播。可是，政局動盪，財政資源匱乏，法例不健全。兩年來，公營廣播的發展舉步為艱。去年，政客對廣播機構進行了大幅改組，前總統瓦希德徹換了印尼電視台的領導階層。今天，他們面對的主要問題是法例能否真正保障他們可以自主地運作。

在越南，國家逐步開放。民眾最需要的是資訊和教育。越南電視台的使命是要協助國家，消除貧窮。在波蘭，國家即將要準備加入歐盟，波蘭電視台需要協助推廣訊息，與及游說國民支持。這種現象說明某些公營廣播機構的發展，必須配合社會政策。那?公營廣播的自主編輯權又如何落實貫徹呢？

在東歐國家，公營廣播機構在共產黨解體後，政權起了變化，他們的管理權就交由國會主導。國會改選有可能影響管理層。兩年前，國會政治禍及捷克電視台領導層的撤換，員工即時抗議，但也改變不了現實。波蘭電視台的情況就比較穩定，電視台現任主席經已在位四年。至於保加利亞及斯洛文尼亞的公營廣播媒體，現在主要的壓力是財政資源和生存空間的問題。

相比之下，中國內地廣播媒體的發展就一日千里。雖然很多評論認為內地廣電系統衹屬政府的宣傳工具，並不是公營廣播機構，但近十年的發展，內地廣播機構的製作與營運已是非常活躍。今次，在會議上，中國廣電集團代表宣佈中國廣播及電視台數目已超越二千大關，共有二千零四十五個單位，電視台和廣播電台的全國覆蓋率分別為百份之九十四及九十二。他們的目標是希望爭取於五年內，將資產值增至一千億元人民幣，而每年收入達到三百億元人民幣。而更重要的是，在營運過程中，他們開始提倡新聞報導必須與商業活動分開，以免新聞報導受到商品化的衝擊。這項決定非常明智，應該要堅持下去。


「邊緣化」的壓力大

縱然各間公營廣播機構的背景和營運有很大的分別，但在會議中，他們之間同樣存在很多共同的語言，面對共同的問題。其中一個突出的議題是公營廣播需要應付「邊緣化」及競爭壓力。

長期以來，公營廣播提供多元化節目，為小眾服務。現今，全球經濟不景，商營廣播面對沉重的經濟壓力；同樣地，公營廣播也要面對生存及財政資源的壓力。但是，有些人認為公營廣播的服務對象應是小眾，不應花氣力為大眾服務，不應與商營廣播競爭，爭奪市場。既然如此，公營廣播機構就應專一地面向小眾，這種思維驅使公營廣播機構逐漸「邊緣化」，而財政壓力也影響公營廣播的生存空間。公營廣播服務能否保持「中流砥柱」的角色呢？現時，美國的公營廣播電視台已逐漸失去影響力，成為社區電視台。為了應付這種變化趨勢，公營廣播機構先後提出兩項策略。一是強調公營廣播在社會民主化和多元化的重要性；二是加強各種形式的伙伴和合作關係，拓展生存空間。



強調公營廣播的使命

公營廣播機構的使命是要緊貼社會，為社會發展、民主化、開放、教育及文化訴求，提供服務。近年，公營廣播機構十分重視推動這些工作。新西蘭電視台於多年前，逐步私營化，現在又要再次轉變為公營廣播機構，原因是公眾要求它必須提供更多本地節目，服務國民。德國電視台則由不同的社會團體共同管理，他們必須要反映小眾的聲音和興趣。近年，他們十分重視發展文化及環保節目。至於發展中國家的情況，婆羅乃電視台代表指出，電視製作必須重視本地內容，例如：新聞報導不可能衹依靠外國通訊社。因此，推動本土製作、文化、教育及社會開放均是公營廣播機構不可推卸的工作。

為了確認公營廣播機構的地位，世界電台及電視議會現正草擬公營廣播機構的確認程序，以便進一步樹立公營廣播機構的形象及提高質素。



藉伙伴關係開拓更多空間

今次會議，很多代表經常提出加強伙伴與合作關係，這是公營廣播一項重要的生存及發展策略。歐洲廣播聯盟現正致力推動廣播機構之間的全方位合作，例如共同製作戲劇、青年節目、動畫及數碼應用平台等，而且這些合作不限於公營廣播機構，還包括公營與商營之間的合作。波蘭電視台早就推動與商營廣播機構的協作，例如共同轉播體育賽事，減輕成本；共同投資數碼平台等。另一間積極推動伙伴合作的是加拿大廣播公司，他們為了創造更多收入，除了出租製作設施、辦公室、停車場及發射設施外，還主動與商營廣播機構合作，一方面增加收入，另一方面可以進入新的市場，增加多一個發放節目的渠道。這種伙伴合作安排可以增加觀眾群，對公營廣播的生存有利。加拿大的經驗是必須爭取突出自己的名牌，以免淹沒於商業競爭的汪洋大海。現今，中國內地廣播機構推動集團化，他們未來的經驗相信也可借鏡。

事實上，影響公營廣播機構發展的問題還包括有全球化和廣播數碼化帶來的衝擊。這些問題不好處理。可是，在眾多的壓力中，我看還是「邊緣化」和生存空間的壓力最大。公營廣播必須認真籌謀發展策略，避免淘汰的厄運。恐怕，「公營廣播機構國際年會」就不應只停留於「虛擬組織」的模式，而要認真推動伙伴合作及整合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