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上戰場》攝製啟示錄

二零零零年六月，泰緬邊境一個小鎮，天氣很熱，攝氏三十六度，我和攝影師爾超軍首次到來，準備拍攝《孩子上戰場》(Child Soldiers)這個長篇紀錄片。關於這個地方，我所依靠的就只有背囊裡的一疊資料和兩三個聯絡電話。下一步該怎麼走，實在有點惘然。邊境河流對岸的緬甸山區，小數族裔克倫族和緬甸軍政府的戰事已經持續了五十年，那邊聚集了全球最多的童兵，也埋了全球最多的地雷，還有這一帶是抗藥性瘧疾疫區。

這個長篇紀錄片《孩子上戰場》是香港電台跟外國公營廣播機構Australia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Oregon Public Broadcasting 和獨立紀錄片製作單位Electric Pictures 的一次合作。我們一共有五個編導，分別負責到非洲、南美洲、歐洲、亞洲等地的採訪，而我負責亞洲。相比起其他合作的編導，我最沒有戰地採訪經驗。臨行前，我跟澳洲的總編導Alan Lindsay ，監製Andrew Ogilvie 和做了這方面資料收集五年的Greg Colgan開了幾次電話會議，越洋取經。這一刻，來到現場----泰緬邊境小鎮，下一步該怎麼走，再惘然也得靠自己了。



直闖活躍戰區

呆了三天，終於踏前一步。我們搭上天地線到泰國邊境山區難民營，尋找從緬甸政府軍逃走出來的童兵。清晨六時，陰雨綿綿，貨車在邊境公路上奔馳。我們加接頭人一行共五人，車斗載著米糧和藥品，為的是掩飾我們的記者身份----泰國邊防軍不歡迎記者。我和攝影師都是亞洲面孔，不太顯眼，容易矇混過關，我還特意在曼谷逗留的一兩天把自己曬得黝黑一點，或許有點幼稚。事實上，「亞洲面孔」的便利也是Alan和Andrew 希望我們負責亞洲的原因，聯合製作（co-production）的可能性正是如此。

一路上，有點忐忑。路邊檢查站，泰國士兵都荷槍實彈。心裡想得更多的是，如果再能搭上天地線，我們要不要偷渡越過邊界，到河對岸的緬甸山區尋找克倫族軍的童兵？這是否已經超出我的能力？畢竟那邊是活躍戰區（active war zone）。

貨車從柏油路走到泥路，到最後，路不見了，我們的貨車在崎嶇澗谷中涉水，蜿蜓前行。兩小時顛簸不定，眼前是數十間用竹搭建的茅屋散佈在陡峭山溝，難民營就座落在前面。看著氤氳霧氣，我明白為何這裡是瘧疾疫區。在缺乏醫療援助下，難民營裡的兒童死亡率很高。泰國政府一直只想低調處理這班邊境難民，一方面不想得失緬甸軍政府，另一方面亦樂得有活躍在邊境山區的克倫族游擊隊作為緩衝，避免直接面對軍力遠超自己的緬甸軍。他們嚴格限制外國救援組織的活動，亦不讓難民離開營地。戰爭一日不結束，在這裡長大的年青人，他們的將來就是這個山溝。一個下著雨的下午，在一間用竹和茅草搭建的學校裡，我們訪問了一個從緬甸政府軍逃走出來的童兵，他被強迫當兵時才十四歲。他今年十八歲。

在難民營待了三天，雨下個不停。我們找到另一位接頭人。他說可以安排我們偷渡到河對岸的緬甸山區，拍攝克倫族游擊隊。我們知道他甚有來頭，熟悉地形。我和攝影師相視一刻，決定闖關。我記得曾經問過地雷的問題，他說山區裡的地雷都是他們的人埋下的，他知道得一清二楚。

凌晨三時，雨還在下。我們摸黑出發，沿著澗谷向河邊走。遇上泰國邊防軍哨站，我們就攀上山溝繞路過。一路泥濘，有時路不見了就沿著水澗涉水前行，褲管和鞋早已濕透。由摸黑到天亮，我們終於來到河邊，時間是清晨七時，接應的機動小艇早在等候。河水急湍，插上泰國國旗的小艇逆流而上。沿河兩岸，一邊有泰國邊防軍檢查站，一邊有緬甸政府軍哨站。接頭人說，如果我們是白人，恐怕全程都要用布蓋著，以免麻煩。經過三小時航程，我們到達克倫族游擊隊的據點。再往山上走一段路，到達營地時已經是十一時。我和攝影師爾超軍疲憊不堪，倒在竹掤昏睡過去。

翌日，體力回復，拍攝開始，我們跟隨游擊隊上山巡邏。他們說，每日都要防範政府軍來犯。路上，攝影師說頭很熱，懷疑是否染了瘧疾，不過身在山區，只能「頂硬上」。士兵當中有個孩子臉的只有十四歲。他是自願參軍的，因為媽媽給政府軍殺了。現時，全球每日有三十萬童兵被推上戰場，這是一個不停在變的數字；即是說，今天的三十萬和昨日的三十萬不同，當中有人戰死，有人逃走，亦有新的童兵加入。

回到泰國邊境小鎮，已是一星期之後，天空放晴，天氣悶熱。我們一直有吃預防藥物，但連我也開始發燒發冷，回港後直往急症室驗血。結果，攝影師年青力壯，沒有事；而我就證實染了瘧疾，要在醫院裡床幾天。

同一時間，我們有來自澳洲的編導Tim Wise正在非洲南蘇丹拍攝，他在戰爭最前線，處境更危機四伏；另外，總編導Alan 亦剛完成非洲烏干達的拍攝；還有在南美哥倫比亞的Meredith和在非洲塞拉里昂的Sophie拍攝工作亦將開展。



聯合製作新模式

《孩子上戰場》無論以資金和拍攝規模，都是一個大型計劃，資料收集早在五年前已經開始。在澳洲，這類拍攝計劃由融資、保險、法律顧問服務到發行，都有一套完整的系統，政府亦會在計劃的不同階段給予輔助。以這個計劃為例，在撰寫計劃提案時，拿到省政府的文化基金和六合獎券基金的資助，進行實地的資料收集，令提案更為充實，更容易找公營廣播機構合作，投入資金。這種協助，對有如此規模尤其是紀錄片製作很重要，我們稱之為「種子基金」。日後，影片發行拿到利潤，會按合約權益攤分。對這種「種子基金」來說，風險因而相對下降，輔助亦變得可持續。


我們是比較後期加入的，礙於電台的政策，合作形式是投入製作人員及承擔有關製作費用，以換取香港的播映權。這種合作形式亦說明聯合製作（Co-production）可以很多元化。對我來說，能夠參與這樣一個拍攝計劃，確實是一個寶貴經驗，對一個製作人來說這已是很大的回報。

回看香港的情況，香港電台的外判計劃是一個開始，但從本土去發展如此規模的製作，客觀條件還是有限。何志平局長說要發展創意工業，特首在連任後的第一份施政報告中也有提及，澳洲的運作模式可以是一種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