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共政治方針決定媒體發展方向

在俄羅斯政治改革的歷史進程中，西化與俄化總是兩個永遠爭辯不停的問題。蘇聯的國家發展主要依靠兩個支柱：一個是吸引人的意識形態學說，另一個就是國家強制力。傳媒就在這兩個支柱下進行運作，所以說蘇聯的傳媒史，基本上是反映蘇維埃政權在意識型態與國家發展方向上的一部鬥爭史。

對於兩種意識形態學說的比較：社會主義國家強調達到比資本主義國家達到更高的勞動生產率，比資本主義國家達到更高的勞動人民的生活水平。列寧則比較傾向於和具體的國家進行比較，而不是與廣義上的資本主義，這在一九二一年列寧的《論新經濟政策》中有著具體的解釋。如果社會主義國家在與廣義上的資本主義國家進行比較的過程，當中必然陷入腹背受敵的尷尬境地，那麼，社會主義國家就難以吸收資本主義國家的成功經驗。

在蘇共七十年的發展過程當中，基本上一直在重複是否遵循列寧所強調的國家發展方向的問題上進行。傳媒發展也受到這種發展的影響。


短暫的多黨報業時期

一九一七年十月廿五至廿六日，俄羅斯戰時臨時政府被推翻，彼得格勒無線電台傳來「給俄羅斯公民」的宣言，以及一些黨命令之類的講話，這是俄羅斯電台首次扮演的不僅是通訊聯繫的角色，而且還是擔任全面政治資訊的媒介。十月革命之後，布爾什維克黨形成一黨專政的政治體制，媒體成為黨鞏固意識型態與組織功能的工具，這是蘇聯媒體最主要的特色。

十月革命勝利後的第二天，臨時革命委員會查封十個資產階級最大報刊--《語言報》、《俄文字》、《俄羅斯意志》、《新時代》、《交易所公報》、《戈比》等等報刊。俄共(布)報刊包括《真理報》、《消息報》、《士兵真理報》、《農村貧困報》分別進駐了這些被關閉的資產報刊的印刷場所。俄羅斯資產報業當然不同意臨時革命委員會違反出版自由的做法。對此，蘇維埃政府第三天立即發出了一道出版命令，說明根據列寧的聲明必須在布爾什維克黨執政之後禁止資產階級報刊，授予無產階級出版自由的權利，強調取消不同思想的異議報刊是短暫的措施。

一直到一九一八年初，各種社會主義報刊物仍陸續出版，包括五十二種孟爾什維克黨人刊物、三十一種社會革命黨人和六種無政府主義者報刊，不過仍持續遭到中央政府的壓制。一九一八年一月，社會主義黨人之間出現了對德國合約簽訂的分歧意見，報紙成為社會革命黨人之間的爭論戰場。

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報紙《人民政權報》，刊登了與德國簽和就是卑躬屈膝、以及會損害俄羅斯領土與財富的言論，布哈林是其中的一名。列寧稱這些人為「左派的共產黨人」和「冒險主義者」，並在《真理報》上發表「於革命談話」 、「關於痔瘡」、 「不幸的世界」 、「奇怪的人與怪物」等文章，表達必須與德國簽訂停戰合約的想法。一九一八年二月廿二日，彼得格勒廣播電台發佈了一道蘇維埃政府題為「社會主義祖國陷入險境」的命令，強調簽訂合約換取和平的緊迫性。

從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八年期間，蘇維埃政權的俄羅斯報業是社會主義革命黨人之間的政策論戰的角力場，對德政策的不一致引發了各黨之間的激烈思想論戰，最終由於執政黨布爾什維克黨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的態度，不容許其他社會主義革命黨人異議思想的爭辯，最終俄共(布)以查封反對黨報業的強制手段結束了蘇維埃政權短暫的多黨報業存在的狀態。為了組成蘇維埃政權的聯盟國家，俄共(布)決定採取能夠貫徹領導決策的傳媒體系，二十年代的蘇聯媒體由原本多民族、多黨特色區隔的傳媒體系，被建構成總體統一型態的思想組織。


列寧新經濟政策時期傳媒發展

自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零年的內戰，徹底改變了俄共(布)在俄羅斯政權結構中的整體面貌，反對黨與多黨體系被消滅了，形成俄共(布)一黨專政的政治結構，所有政府機關、大眾社會團體、工會、公司組織都歸俄共(布)管轄，形成了所謂的戰時的「軍事共產主義」垂直管理系統。但是這個俄羅斯蘇維埃政權在內戰期間實行的「軍事共產主義」系統，卻在一九二零年底陷入了政治、經濟與社會的全面性危機 。

另一方面，俄羅斯蘇維埃政權最大的社會危機，主要是伴隨著「軍事共產主義」體制之下所實行的餘糧收集制。緊急委員會機關對農村強制性徵收餘糧造成了民怨沸騰，尤其是各地緊急委員會對農民施以暴力恐怖手段，都是當時社會爆發最大危機的原因。關於緊急委員會暴力的描述，在許多刊物中都有報導。例如一九二零年十月《真理報》當中一期的報導寫著：「爾加格勒區的尼古拉耶夫緊急委員會強制徵收農民的餘糧，用拳頭鎮壓反抗的農民，……把農民關進冷冰冰的倉庫，脫光衣服並且有鞭條抽打……。」同樣的報導也出現在一九二一年的其他刊物中，像是《俄羅斯意志》、《公共事務》、《最新消息》等報刊。

列寧自一九二一年起開始實施新經濟政策，並修改了自己的學說。此後，黨的威信提高了，國家政權也得到了鞏固。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七日下午，列寧在全俄羅斯政治教育委員會第二次代表大會做出會議報告，出席大會的共有三百零七名代表，其中有表決權的代表一百九十三名，有發言權的代表有一百一十四名，列寧當選為大會的名譽主席。代表大會的主要任務是批准一九二二年的工作計劃，制訂在新經濟政策條件下展開群眾鼓動工作的方式和方法。

在大會上列寧提出蘇維埃政權在建立的過程中，共產黨的角色已經開始轉變，共產黨人在奪取政權之後如何保衛蘇維埃政權成為首要任務，俄羅斯共產黨應當儘快利用當前的有利形式實施新政策。所謂新經濟政策就是以實物稅代替餘糧收集制，這在很大程度上是部份恢復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例如同外國資本家簽訂租讓合同，把企業租給私人資本家，這些都是直接恢復資本主義，是從新經濟政策的根萌發出來的 。

列寧在報告中提出誰將取得勝利--資本家還是蘇維埃政權的問題，列寧並沒有給出答案，他只是提出讓國家經濟發展來說明問題。俄羅斯共產黨同時還要採取新的方法加強政治教育，共產黨員自己最大的敵人主要有三個：（一）共產黨員的狂妄自大，（二）文盲，（三）貪污受賄。蘇共中央在發展中最大的敵人是自己，而不是其他人。直到現在，俄羅斯的新聞學者還懷念當時列寧對現實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精神，列寧的新經濟政策，是在前蘇聯解體之後莫斯科國立大學新聞系許多教授研究重點，研究的重點主要在於蘇聯媒體如何協調軍事鬥爭、經濟、文化發展而保衛蘇維埃政權。

一九二一年二月《勞動報》就是在這樣經濟轉軌的過程中誕生。《勞動報》鎖定的物件就是廣大農村的勞動人民。《勞動報》不但要切實反映農村真實的問題給上層領導，還要為領導的新經濟政策的實施，向廣大農村的勞動人民做出宣傳與解釋。因此，內戰後媒體的發展受到政府的高度關注，一九二一年十月在莫斯科就為此創辦了莫斯科國立新聞學院，負責培養新聞幹部，以解決新聞人才短缺和素質不齊的狀況。

但是到了一九二二年媒體運作的危機並沒有解除，因為關於新經濟政策的報導材料嚴重短約，造成了報導內容經常重複以前舊聞的情況，報刊報導政策宣導的實效性嚴重滯後，有時記者還不願意反映真實的現況，再加上新聞記者不瞭解新經濟政策的真正涵義，就這樣，媒體這種上下脫節的窘境使得媒體自身的威信大大地降低。


政治改革大環境

對於政權危機與新經濟改革政策的困境，列寧在一九二二年三月俄共(布)黨的十一屆大會上提出，批判社會革命黨人並且處死孟爾什維克黨人等反革命的恐怖份子。報刊上出現了相關標語：「消滅工人階級叛徒」、「處死革命的敵人」、「處死投機主義者」等等，因此法院做出了一系列處決判刑的名單。這引起了世界文壇與科學界人士的抗議，高爾基也是其中一名反對者。此外，二百名無黨籍的知識份子紛紛發表抗議聲明，包括了哲學家詩人貝爾加耶夫 、社會學家索羅金、作家奧索爾金與其他知名的社會人士。其中標誌性事件就是高爾基因抗議還被留放 。黨內的鬥爭氣氛，讓蘇維埃報業的惡化現象一直到新經濟政策中開放部份私有媒體產業時，才又得到一些復蘇的機會。新經濟政策推動的一年期間，在莫斯科有二百廿家私人報刊媒體註冊登記，在彼得格勒則有九十九家。

這時期的報業發展有幾股方向。第一股洪流就是懷念君主主義制度的保守主義報刊，它以斯圖維的雜誌《俄羅斯思維》為代表，還有《雙頭鷹》與《即將來臨的俄羅斯》刊物。第二股洪流就是溫和的實際主義派，代表人物是米留柯夫，主張結合社會革命黨人中的左派和右派從白軍失敗中站起來，其中代表報刊為《最新新聞》日報和《日子》週刊，這成為了俄羅斯海外移民表達意見的平台。第三股洪流就是循規蹈矩派，代表人物是烏斯特寥羅夫，表達了報業在時代里程碑當中轉變的思想，其中代表報刊為《生活新聞》、《道路》、《新道路》、《里程碑轉變》、《前夕》等等。這一派新聞人，又各自結合俄羅斯精神和蘇維埃精神的愛國主義信仰在努力奮鬥。

在蘇維埃報刊經歷了第一個十年的發展階段當中，從短暫的多黨報刊、俄共極力發展一黨報刊，到列寧新經濟政策短暫放寬的私有化報刊過程中，蘇維埃黨報刊體系最終仍發展成為一個統一意識型態的報刊制度，這不得不說與它處在政治改革大環境之下的背景有關。在這我們看見蘇共報刊的演變，可以說，蘇維埃報刊的發展重點，反映當時貫徹黨政策思想的歷史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