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舟曲到馬尼拉一採訪手記

2010-09-14

  兩個多星期的時間裏,先後採訪兩宗重大新聞,全部都是經歷生離死別、家破人亡,老實說,心理上真的有點吃不消。

踏足舟曲災區
  8月8日凌晨,位於甘肅甘南藏族自治州的舟曲縣發生特大泥石流,導致大量傷亡,新聞部決定派記者兵分兩路,一路由駐京記者陳妙玲負責,先從北京飛往四川九寨溝,再北上舟曲。另一路由我跟同事陳樂謙從香港出發,先到甘肅省會蘭州,再取道南下,希望可以盡快趕赴災區,報導第一手消息。

  我和樂謙翌日早上經深圳飛蘭州,到埗後馬上包車南下舟曲,起初過程還算順利,但當我們傍晚在距離蘭州百多公里外的臨洮縣補給過後,竟然迷路了! 車子偏離了原有路線,向西面的臨夏回族自治州的方向駛去,當發現不對勁後再原路折返,已整整浪費差不多三個小時。找對路時已是晚上十點多,為安全計,惟有在距離蘭州百多公里的臨洮停留一晚。

  我們好不容易在第二天中午過後,趕到距離舟曲縣城較近的兩河口鎮,這時從四川北上舟曲的陳妙玲,已成功越過兩河口,抵達舟曲縣城。但當我們到達兩河口後,只見唯一通往舟曲的道路已實施交通管制,不單有大批交通警察、甚至有配備散彈槍的成都特警把守,除了指定的救災車輛外,任何其他車輔都不能進入,我們唯一的方法就是徒步四個多小時山路,先抵達縣城入口,再作進入縣城的部署。期間傳來駐北京記者陳妙玲在縣城遇險、差點陷身泥潭的消息,令我們不得不考慮入夜後抵達災區採訪的安全問題。

  最終我們決定第二天凌晨嘗試闖關,盡量爭取白天在災區裏完成採訪工作。

  我們凌晨4點多再到達兩河口鎮,通往舟曲的山路仍然封閉,但與白天不一樣,在路口把守的不再是配備散彈槍的成都特警,而是兩名當地交通警察,經過一輪交涉,我們成功越過了封鎖線,雖然警員勸喻我們要天亮了才好上山,但時間緊逼,我們最後還是選擇先摸黑開車上山,等待天亮後再徒步進入縣城。

  從兩河口到舟曲縣城大約有17公里,我們沿著山路往縣城出發,道路的狀況不算太壞,只是有部份路段滿佈從山上滑下的碎石,車輛經過都要慢駛。沿途也看見不少抗震救災的車輛停在一邊,武警官兵與救災人員有的坐在地上、有的乾脆躺在地上休息。

  我和樂謙天一亮就徒步進入縣城,看見的盡是泥石流過後的滿目瘡痍,在白龍江邊,大遍民居被泥石流淹埋,泥石下的床舖家具都仍然清晰可見。有居民呆呆的坐在一個個泥石墩上不肯離開,因為在泥石墩下面,就是他們的家。有人是為了等待可能已經遇難的親人、有人則是因為家園盡毀而感到前路茫茫。

  「雖然現在有大型挖掘機,但我們不敢用,你知道為甚麼嗎?就是為了怕把屍體挖斷。這些屍體都泡在水呀、泥的下面,很脆弱。」前線救援人員對我們說。

  現場所見,參與救災的武警都是以鐵剷或徒手挖掘,大大增加搜救的時間和難度。挖出來的屍體,來不及處理,都只能暫時放在路邊,屍體混雜著垃圾,傳出陣陣難聞的氣味。

  由於有陳妙玲日前險些陷入泥潭的警告,我和樂謙每一步都走得份外小心,沿途只見武警不斷用碎石填補路面,但這些泥石流形成的路面,踩上去總是有種「不踏實」的感覺。至於部份路面下陷的路段,水流湍急,救援人員以樹幹、木板搭成大大小小的獨木橋,讓民眾通過,雖然大家互不相識,但在走過這些獨木橋時,大家都會互相扶持,現場的義工看見記者,亦會主動遞上樽裝水,讓大家深深感受到天災無情、人間有情。

  災區的物資亦相當缺乏,雖然全國各地運送了大量救援物資到舟曲,但由於交通管制,物資車根本沒有辦法進入縣城,只能靠義工以「揹」的方式,一點一點把食水和即食面等物品送進縣城。

  災後第三天,縣城裡的店舖有很多重新開始營業,食品及日用品短時間內被搶購一空,老板說自己希望為災區人出一點力量,所以沒有趁機「抬價」,事實上當地工商局在災後亦派員在場監察,禁止店舖發災難財。

  大批受災的災民被安排在舟曲縣城的兩間中學,負責分發物資的紅十字會說,雖然物資短缺,但秩序大致良好。不過安置點的居住環境並不理想,往往要七、八個人擠進一個不足百呎的大帳篷裡面,衛生條件也不好。

  「一家人平平安安已經很好了、現在暫時不愁吃、不愁住……想重建家園嘛,靠自己肯定是不行的了。」家住白龍江邊的楊方平對我們說。

  楊方平憶述泥石流來的一刻家人慌忙逃生:「我兩歲的娃娃是光著屁股逃出來的,連一件衣服也沒來得及拿」。

  他們一家九口人,災後被安置在舟曲縣第一中學的一個帳幕中,裏面甚麼日用品也沒有,由於害怕八十多歲的老母親受涼,楊方平還特地從朋友家借來一張舊木床,放在帳幕裏給母親休息。

  楊方平災後每天都到縣城,幫助有需要的災民,他說算是感謝老天爺讓他們一家平安的回報吧。

  像楊方平這樣的,還有幾個來自舟曲、但在隴南讀書的大學生,他們自己家裏雖然沒事,但仍然留在縣城受災地區,協助搬運救災物資。跟他們做訪問時,他們給的答案很短,只是短短的「是」、「不辛苦」、「會堅持」等幾個字,對電台記者來講,這些「sound bite」是不合格的,也沒法用。但是從他們沙啞的聲音、滿佈紅筋的雙眼,就知道他們一定吃了不少苦,自己也被他們的行為深深感動,臨走前不忘向他們說了句「加油!」

  缺乏食水亦為舟曲縣唯一的醫院帶來重大挑戰,災後這間醫院接受了超過300多名傷者,但醫護人員對我們說,由於缺水,醫院連基本的消毒工作也做不了,更別說要替傷者做手術了。醫院所能做的,只有盡快把傷者送往其他設備較好的省級醫院。

  由於甘肅氣象台預測,11號晚間開始,甘南地區會有特大暴雨,可能引發新一輪的泥石流,公司要求我們在災區的記者注意自身安全,完成必要的採訪工作後便要盡快離開災區。正當我們完成採訪工作,中午過後準備離開舟曲時,近縣城入口處的低窪地區突然被封鎖,現場的武警官兵不斷叫大家往向山上、向高地退,緊接著「轟」的一聲巨響,不少碎石從我背後三層高民房頂跌了下來,把我也嚇了一跳。後來經詢問下才得知是當局以人工爆破方式,疏通白龍江的河道,當地災民已經見慣不怪了。

  從舟曲回蘭州的路上,果然一如氣象局預報,遇上特大暴雨,我不斷在想,如果仍然留在舟曲,會是怎樣的局面呢?離開舟曲的決定對嗎?我自己也搞不清楚。但我清楚知道在我們離開的一刻,舟曲的故事仍未完結,還有數以十計、甚至以百計的前線記者留在那裏,報導舟曲的最新情況,我可以做的只有默默為他們,同時亦為在災區的人民祈禱,希望他們平安。

  舟曲的採訪是我首次踏足災區,出發前由於做足了心理準備,又有先行進入災區的同事提醒裏面的情況和要注意的地方,加上天氣情況不錯,整個採訪過程並沒有原來預期的那麼困難。但一個多星期之後,菲律賓的一宗突發新聞,發展卻出乎我的預料,亦深深觸動了我內心深處。

趕赴突發現場
  8月23日星期一中午,我突然接到公司電話,要派我到菲律賓採訪一宗旅遊巴被挾持事件,同行的還有另一位專跑突發新聞的資深同事黃金鳳,當我們到達赤鱲角機場,看到陸續有其他的行家亦紛紛趕到,大家都希望能夠趕及下午兩點四十五分,亦是當日下午最早的班機前往馬尼拉。

  我們到達馬尼拉已經是下午近六點,當時掌握的情況是槍手門多薩已釋放六名人質,並繼續與警方談判。我們最初相信、亦希望事件可以和平解決,但最終結果卻出乎預料。

  離開機場後我們兩個人分道揚鑣,黃金鳳到現場,我就先去獲釋人質入住的酒店(Waterfront Manila Pavilion Hotel & Casino)。到場後已看到現場有不少菲律賓本地媒體守候,酒店保安明顯加強,門口有警犬把守,所有進入酒店的行李都要檢查。在酒店大堂沒有預期的協調中心,亦沒有統一的人員回應傳媒查詢,只是經酒店職員得知,事件已經由菲律賓旅遊部門接手,所有信息都要由他們統一發放,至於菲律賓社會保障部門亦派出十多名社工,準備為獲釋人質提供心理輔導。

  不過事情在晚上七點半左右急轉直下,菲律賓傳媒引述成功逃脫的旅遊巴司機稱,車上人質全部死亡。聽到這個消息時,我自己當時都呆了一呆,心想最不願見到的事終於發生,酒店的氣氛亦大為緊張,社會保障部門的社工,隨即帶氧氣樽,進入獲釋人質住的房間,但不肯證實是否有人聽到消息後感不適。

  公司亦於此時來電,除了要求我想辦法確認消息之外,亦希望我可以盡快到黎剎公園現場增援。從酒店到黎剎公園步行距離約20分鐘,由於公園一帶封路,我只可以徒步前往。

  抵達公園的一刻,只見四周漆黑一遍,現場下著傍沱大雨,旅遊巴車頭正前方的草地,約百多米外有3個電視台直播的帳篷,現場只有一、兩名警員把守,喝止意圖接近旅遊巴的人,我下意識未有理會警員喝止,奔向直播帳蓬,剛抵帳蓬不久,便聽見響起連串槍聲,現場幾名攝影師立即趴下,躲在裝載器材的巨型鋁箱後面,我亦馬上尋找地方掩護,後來才得知記者區原來是在旅遊巴右側約百多米對開。

  晚上近八時,馬尼拉特警在幾百名記者目擊之下,展開強攻旅遊巴、拯救人質行動,但最終行動以失敗告終,釀成八人死亡的慘劇。行動結束後大批記者湧前採訪,警方就築起人鏈阻止,場面十分混亂,有中國大使館人員多番被阻止進入禁區,但令人費解的是有菲律實當地的記者、甚至是賣雨傘的小販,事發後卻可以肆意進入封鎖區。

  由於事件中的死傷者被分送市內多間醫院,現場訊息非常混亂,記者亦要四處奔走,自己到醫院尋找死傷者。

  與記者一樣四出尋找的還有梁太,眼見丈夫為救自己而死,三個子女又下落不明,梁太雖曾有過尋死的念頭,但因為記掛著三個子女,最終放棄。午夜過後,梁太在接收最多死傷者的醫院(Manila Doctor’s Hospital)找到三個子女的踪跡,但可惜等待梁太的,只是另一個惡耗,兩個女兒梁頌儀及梁頌詩送院前不治,兒子梁頌學則頭部受重創昏迷。面對不願多談的梁太,凌晨在醫院守候的記者,沒有再咄咄逼人地追問,而是有默契地給梁太多一些空間。

  在今次事件中同樣遭遇不幸的還有一夜間成為孤兒的15歲少女汪綽瑤,及12歲的弟弟汪政逸,其中汪政逸透過假扮另一名團友符太的親戚,在挾持事件發生當日下午獲釋。

  我於事發翌日早上在位於馬尼拉唐人街附近的Mother and Child醫院找到留醫的汪綽瑤,她在事件中只是受了輕傷,左耳因受槍戰影響暫時失去聽力,雙眼亦因為受催淚氣體的影響而感刺痛。跟綽瑤做訪問之前,醫護人員及幫助綽瑤的義工多番提醒我,綽瑤仍然未知父母不幸遇難的消息,叮囑我千萬不要把惡耗告訴她。

  在整個訪問過程中,綽瑤都表現得很堅強,斷斷續續以簡短的回答,憶述挾持事件發生的過程,中間沒有提過、也沒有問過父母的事。不知道為甚麼,我總是感覺綽瑤像是知道一些事情,只是忍著不說而已。當訪問結束,我快要離開時,綽瑤突然間說出一句:「我很想念爸爸媽媽、很想念弟弟。」接著便飲泣起來,這時我自己也鼻頭一酸,忍著快要滴下的淚水,說了一句:「你多些休息吧!」,就離開了病房。我害怕繼續面對她,怕自己會忍不住哭出來,更害怕她一旦真的問起父母的情況,不知該怎樣回答。作為記者,在訪問過程中保持抽離是必須的,但作為兩個孩子的爸爸,我不禁在想,事情若發生自己身上,自己的孩子現在該是多麼的徬徨,多麼的無助。

  這種困難同樣發生在對遇難者家屬的採訪工作上,當死傷者家屬乘搭政府包機抵達馬尼拉的一刻,大批守候已久的記者爭相採訪,但場面卻是大家都遞上麥克風,卻誰也不願先開口提問,或許大家覺得應該給家屬多一點時間適應突如其來的劇變;或許大家覺得不應再於遇難者家屬的傷口上灑鹽,但記者同時又要完成採訪工作,兩者間應如何平衡和拿捏呢?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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