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電視節目能在處處表現「貪新忘舊」的香港播放了二十年,而且還能保持一班捧場客,這不能不算是一個異數。
二十年可不是一段短時間,在這期間,我們建多了兩條過海隧道、我們擁有了三條地下鐵路幹線、我們身邊的朋友很多搬進了新市鎮、我們很快便有一座全新的國際機場落成啟用;香港電台電視部製作的「鏗鏘集」由原來採用演員演譯個案的戲劇形式,漸變成半紀錄、半加插戲劇的體裁,然後再變成全部實錄的方式;由最早向觀眾闡述政府報告書內容,至後來對社會不公平現象提出質詢及批評;由著重介紹一些老弱殘病的個案,至分享當代香港人對社會人生的種種看法。回頭一看,「鏗鏘集」在這二十年的確也開闢了一塊新天地。
香港電台長壽紀錄片節目「鏗鏘集」播映已有廿年歷史,舉行研討會吸引了不少捧場觀眾。 |
分享製作經驗
「踏入第二十一年,除了繼續在自己的天地默默耕耘,做好節目外,還有什麼好做呢?」「看看其他人怎樣做,分享一下別人的經驗吧!」一呼百應下,我們於是邀請了北京電視台副總編輯王惠和英國獨立製片人 John Edginton,專程來港與我們的同行及同道,分享紀錄片的樂趣。
王惠首先讓觀眾了解國內電視台製作社會實況紀錄片的背景。過往,國內電視台製作紀錄片的手法,是先寫旁白,然後配上相關的畫面。有聲音、有真實畫面,這便算是紀錄片了。但這類紀錄片放到國際的影展中或送到外國的電視台,根本沒有人理會。直至九十年代初,中央電視台製作的一部紀錄片在國際影展中獲了獎,大家一下子便像找到了學習的對象,於是「長鏡頭、同期聲」便成了九三年後,國內製作紀錄片的一套標準。
這種自由派的製作方式運作一段時間後,又發現了毛病。王惠列舉一個極端卻又真實的例子,有人以港商到國內工作為題拍攝紀錄片,鏡頭由這名商人下飛機那刻開始不停拍攝。觀眾於是看到他上車、上樓梯、入辦公室的情況;接著辦公室電話的鈴聲響起,商人拿起電話筒,說了一句:「喂,打錯了。」原文一字不漏的也播了出去,浪費觀眾時間。
去年國內製作紀錄片的同行聚在一起研討時,王惠便提出反自由派的製作方法,她認為紀錄片也應該營造。
製作人充當調查員
John Edginton 來自英國,作品主要在英國兩大頻道——BBC 及 Channel Four,以及美國的有線電視播映。他擅長深入調查式的紀錄片製作,這類紀錄片要求的並不是有聞必錄,而是需要製作人做好一切可做的資料搜集,然後抽絲剝繭找出頭緒來。當中那些證據可信?那些資料可用?完全靠製作人的判斷和鋪陳。
不過據 John 的經驗,他說現在的觀眾已不滿足於平鋪直敘的說故事方式。儘管已做足了資料搜集,製作人還是要考慮如何去吸引觀眾收看這實際問題。因此他努力嘗試把劇情片的手法融入到紀錄片的製作。於是,我們在 John 帶來放映的作品——Mumia Abu-Jamal: A Case for Reasonable Doubt——看到被訪者的訪問當中,穿插著事發現場的畫面;製作人刻意營造的鏡頭,襯著低沉、神秘的音樂,帶領著觀眾去看一宗受到不公平審訊的案件,在疑點重重下,被告十四年來只能坐在獄中做一個待刑死囚。
浸會大學傳理系講師聶依文看完此片,稱讚此片充份表現了傳媒可發揮的震撼力。製作人扮演了調查人員的角色,把搜集得來的證據,陳列在暫時充當陪審員的觀眾面前。
紀錄片的處理手法
王惠也帶來了北京電視台製作的一套反映老人生活的紀錄片——「屋外有藍天」。這是去年北京電視台聯同國內其他九個電視台共同製作的系列片。十個電視台約定在九月的一個星期內,各自拍攝一個老人的生活實況。
三十分鐘節目內,我們看到一個熱愛中國足球隊的老球迷,他唱戲唱得不好卻還很喜歡唱,他堅持拌調芝麻醬一定要慢慢地調,他患有糖尿病高血壓卻還不願意節制飲食;但是,製作人透過這老人家想表達什麼訊息呢?節目中並沒有直接表達出來。據王惠解釋,國內觀眾對帶有強烈觀點的節目已感到煩厭,因此近年拍攝紀錄片的都力求不用旁白,特別是帶有引導性的旁白和提問,索性讓觀眾自己去感受好了。
台下觀眾看完講者帶來的兩部片後,有人提出 John 處理節目的手法煽情;有人覺得北京電視台的節目雖然力求客觀,但其實在挑選片中的主人翁時,已帶有強烈的觀點。處理紀錄片需要客觀,還是可以主觀?這個永遠沒有追論的問題,又再一次被人提起,為什麼每次談到紀錄片的製作,都一定少不了這個問題?
兩點題外話
剛才這個問題可以說是這次研討會的一個題外話,事實上這次研討會還有兩點值得一記的題外話。
一、香港回歸中國,強調香港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卻原來變的是中國大陸。國內同胞要來香港,變得比回歸前更難,審批手續變得連國內有關的單位也搞不清。於是,我們兩個半月前發信邀請上海電視台的同行參加研討會,講者答應了,但來港的申請書一個單位轉一個單位,到舉行研討會的那一個星期,手續還沒呈到對口的單位。
二、舉辦這次研討會,原想廣邀各大專院校的新聞或傳理系學生參加,藉此提高他們對紀錄片的興趣。向老師們打聽學生的意願時,得到的答案頗令人詫異——「星期六學生會很忙,趕著兼職去,時間不大好。」「用普通話進行,學生聽講的能力普遍不好,沒有翻譯的話,他們不會去。」「你做學生的時代,我作為老師敢說大部份學生都有興趣;現在這一代嘛,真的很難說。」結果——他們真的令我們很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