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鏗鏘集」廿年紀錄片縱橫談

　　一個電視節目能在處處表現「貪新忘舊」的香港播放了二十年，而且還能保持一班捧場客，這不能不算是一個異數。

　　二十年可不是一段短時間，在這期間，我們建多了兩條過海隧道、我們擁有了三條地下鐵路幹線、我們身邊的朋友很多搬進了新市鎮、我們很快便有一座全新的國際機場落成啟用；香港電台電視部製作的「鏗鏘集」由原來採用演員演譯個案的戲劇形式，漸變成半紀錄、半加插戲劇的體裁，然後再變成全部實錄的方式；由最早向觀眾闡述政府報告書內容，至後來對社會不公平現象提出質詢及批評；由著重介紹一些老弱殘病的個案，至分享當代香港人對社會人生的種種看法。回頭一看，「鏗鏘集」在這二十年的確也開闢了一塊新天地。

香港電台長壽紀錄片節目「鏗鏘集」播映已有廿年歷史，舉行研討會吸引了不少捧場觀眾。

分享製作經驗

　　「踏入第二十一年，除了繼續在自己的天地默默耕耘，做好節目外，還有什麼好做呢？」「看看其他人怎樣做，分享一下別人的經驗吧！」一呼百應下，我們於是邀請了北京電視台副總編輯王惠和英國獨立製片人 John Edginton，專程來港與我們的同行及同道，分享紀錄片的樂趣。

　　王惠首先讓觀眾了解國內電視台製作社會實況紀錄片的背景。過往，國內電視台製作紀錄片的手法，是先寫旁白，然後配上相關的畫面。有聲音、有真實畫面，這便算是紀錄片了。但這類紀錄片放到國際的影展中或送到外國的電視台，根本沒有人理會。直至九十年代初，中央電視台製作的一部紀錄片在國際影展中獲了獎，大家一下子便像找到了學習的對象，於是「長鏡頭、同期聲」便成了九三年後，國內製作紀錄片的一套標準。

　　這種自由派的製作方式運作一段時間後，又發現了毛病。王惠列舉一個極端卻又真實的例子，有人以港商到國內工作為題拍攝紀錄片，鏡頭由這名商人下飛機那刻開始不停拍攝。觀眾於是看到他上車、上樓梯、入辦公室的情況；接著辦公室電話的鈴聲響起，商人拿起電話筒，說了一句：「喂，打錯了。」原文一字不漏的也播了出去，浪費觀眾時間。

　　去年國內製作紀錄片的同行聚在一起研討時，王惠便提出反自由派的製作方法，她認為紀錄片也應該營造。

製作人充當調查員

　　John Edginton 來自英國，作品主要在英國兩大頻道——BBC 及 Channel Four，以及美國的有線電視播映。他擅長深入調查式的紀錄片製作，這類紀錄片要求的並不是有聞必錄，而是需要製作人做好一切可做的資料搜集，然後抽絲剝繭找出頭緒來。當中那些證據可信？那些資料可用？完全靠製作人的判斷和鋪陳。

　　不過據 John 的經驗，他說現在的觀眾已不滿足於平鋪直敘的說故事方式。儘管已做足了資料搜集，製作人還是要考慮如何去吸引觀眾收看這實際問題。因此他努力嘗試把劇情片的手法融入到紀錄片的製作。於是，我們在 John 帶來放映的作品——Mumia Abu-Jamal: A Case for Reasonable Doubt——看到被訪者的訪問當中，穿插著事發現場的畫面；製作人刻意營造的鏡頭，襯著低沉、神秘的音樂，帶領著觀眾去看一宗受到不公平審訊的案件，在疑點重重下，被告十四年來只能坐在獄中做一個待刑死囚。

　　浸會大學傳理系講師聶依文看完此片，稱讚此片充份表現了傳媒可發揮的震撼力。製作人扮演了調查人員的角色，把搜集得來的證據，陳列在暫時充當陪審員的觀眾面前。

紀錄片的處理手法

　　王惠也帶來了北京電視台製作的一套反映老人生活的紀錄片——「屋外有藍天」。這是去年北京電視台聯同國內其他九個電視台共同製作的系列片。十個電視台約定在九月的一個星期內，各自拍攝一個老人的生活實況。

　　三十分鐘節目內，我們看到一個熱愛中國足球隊的老球迷，他唱戲唱得不好卻還很喜歡唱，他堅持拌調芝麻醬一定要慢慢地調，他患有糖尿病高血壓卻還不願意節制飲食；但是，製作人透過這老人家想表達什麼訊息呢？節目中並沒有直接表達出來。據王惠解釋，國內觀眾對帶有強烈觀點的節目已感到煩厭，因此近年拍攝紀錄片的都力求不用旁白，特別是帶有引導性的旁白和提問，索性讓觀眾自己去感受好了。

　　台下觀眾看完講者帶來的兩部片後，有人提出 John 處理節目的手法煽情；有人覺得北京電視台的節目雖然力求客觀，但其實在挑選片中的主人翁時，已帶有強烈的觀點。處理紀錄片需要客觀，還是可以主觀？這個永遠沒有追論的問題，又再一次被人提起，為什麼每次談到紀錄片的製作，都一定少不了這個問題？

兩點題外話

　　剛才這個問題可以說是這次研討會的一個題外話，事實上這次研討會還有兩點值得一記的題外話。

　　一、香港回歸中國，強調香港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卻原來變的是中國大陸。國內同胞要來香港，變得比回歸前更難，審批手續變得連國內有關的單位也搞不清。於是，我們兩個半月前發信邀請上海電視台的同行參加研討會，講者答應了，但來港的申請書一個單位轉一個單位，到舉行研討會的那一個星期，手續還沒呈到對口的單位。

　　二、舉辦這次研討會，原想廣邀各大專院校的新聞或傳理系學生參加，藉此提高他們對紀錄片的興趣。向老師們打聽學生的意願時，得到的答案頗令人詫異——「星期六學生會很忙，趕著兼職去，時間不大好。」「用普通話進行，學生聽講的能力普遍不好，沒有翻譯的話，他們不會去。」「你做學生的時代，我作為老師敢說大部份學生都有興趣；現在這一代嘛，真的很難說。」結果——他們真的令我們很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