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談中國模式：爭議與價值分化

　　筆者在上期本刊撰文指出，以「中國模式」為代表的盛世話語之傳播強度變化，可視為中國政治氣候變化的觀測指標。通過百度檢索二零零九年下半年以來中國傳媒上「中國模式」的逐月傳播強度變化，可見該詞在建國六十年慶典前後達到高峰，其後熱度回落，但仍較高 (見圖)。圍繞「中國模式」，出現了一批觀點相左的文章。其立場大致可分為「宣揚派」、「質疑派」和「慎言派」。

「中國模式」的要穴是「國」
　　「中國模式」最有力的宣揚者，是一些標榜「中國學派」、持國家主義立場的學者。他們認為本次全球金融危機宣告了西方體制的破產和中國道路的成功。他們認同所謂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舉國體制，認同中共的一黨體制，認同政府將穩定置于首位，其中有人高度肯定國有企業的作用，認為國企是中共執政的重要經濟基礎，國企崛起顯示了「中國模式」的獨特優勢。(人民網：http://ccnews.people.com.cn/GB/10971543.html)

　　二零一零年第四期《財經》雜誌刊登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黃亞生的文章《「中國模式」有多獨特》。作者在文中請讀者「先來觀察這麼一個國家」—「它具有下列特徵：政府儲蓄率在六年之內增加了一倍；基尼系數(即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於進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佔總收入的百分比) 是 0.45；工資增長落後於 GDP 增長；一百家最大企業75%的資產是國資；政治上沒有競爭；對外資非常開放；工業化速度非常快，十年內農業就業減少了三分之一。」

　　這是中國嗎？「如果你認為這是在講中國，你沒有全錯。」對「中國模式」持異議的黃先生引述資料說，中國政府儲蓄在一九九二年佔 GDP 的百分之四點四，二零零七年該比例提升至百分之八點一，增長近一倍；中國的收入分配不均世人皆知，基尼系數很高。但他緊接著告訴讀者，他說的那個國家，其實是上世紀六十年代的巴西。當年的巴西和如今的中國頗為相似，用強大的行政手段，徵收土地，投資基建，發展國企，創造了「奇跡年代」，一些評論家認為巴西可以成為挑戰美國的西半球巨人。但巴西模式給經濟和社會留下無窮後患，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高度通脹，不斷爆發金融危機，GDP 的高速增長變為零增長，政治動蕩，犯罪率居高。

　　國家與國民關係，是爭議焦點。質疑派認為「中國模式」是一種以犧牲國民利益為代價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權貴資本主義模式。中國二零一零年的財政收入比上年增長百分之十一點七，高於 GDP 增長三個百分點。二零一零年第四期《財經》雜誌的社評《審慎看待「中國模式」》問：「在大幅度巨額經濟刺激計劃的情況下，財政收入何以不減反增呢？」社評說：「這意味著，儘管做大了蛋糕，但政府拿走了更多，民間獲得的份額相應減少。有關新一輪『國進民退』的議論也表明了各級政府在與個人和市場競爭利益。與此同時，政府財政投資不僅邊際收益遞減，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擠出了民間資本，使得無處可去的民間資本大量進入股市和樓市，推高了資產泡沫的風險。」

「中國模式」恐成改革對象
　　建國六十年慶典前後，中國官方熱衷宣揚「中國模式」。但到年末，慎言派的言論漸多。慎言派堅守鄧小平「韜光養晦，決不當頭」的訓誡，反對為日益滋長的浮躁情緒推波助瀾。還有人認為，鼓吹「中國模式」是美國「捧殺中國」的陰謀，是要讓中國承擔更大的「責任」（例如在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問題上）。

　　在中國媒體中，《學習時報》值得關注。有學者認為，在當前中國，原本應是思想解放前沿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成了保守力量的堡壘，而中央黨校卻成了黨內改革的大本營；其標誌，就是中央黨校主辦的《學習時報》。這份報紙，旗幟鮮明主張政治體制改革，多次轉引《南方都市報》、《新京報》等敢言媒體的言論。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七日，該報發表了一組對「中國模式」存疑的文章，作者中有黨內高官。

　　全國政協外事委主任、原國新辦主任趙啟正在《中國無意輸出「模式」》中寫道：「『模式』一詞含有示範、樣本的含義，但是中國並無此示範之意。這個模式或案例處於現在進行時，它還在發展中。」在《中國改革》雜誌二零一零年第一、二號合刊中，趙啟正再次撰文，明確提出，他更傾向於以「中國案例」的說法代替「中國模式」。

　　全國政協常委、中央黨校前副校長李君如的《慎提「中國模式」》一文稱，「鄧小平曾經希望我們到二零二零年，中國各方面體制能夠定型。但中國改革開放到今天，我們的體制還沒有完全定型，還在繼續探索。講『模式』，有定型之嫌。這既不符合事實，也很危險。」在舊體制還沒有完全變革、新體制還沒有完善定型的情況下，說我們已經形成了「中國模式」，以後就有可能把這個「模式」視為改革的對象。

核心問題是要不要政治改革
　　曾寫過《民主是個好東西》一文的學者俞可平，亦接受媒體訪問，談論「中國模式」。(人民網： http://theory.people.com.cn/GB/10679036.html) 因為他聲稱「我對中國模式充滿期待」，被網友認為「向左轉」。然而細讀訪談錄，發現他和那些將「中國模式」看作建國六十年的來成功經驗、貼上馬列主義、社會主義標籤的宣揚派不同，他的論述帶著黨內改革派的色彩。俞可平坦言「中國模式還在形成之中，遠未定型；中國模式既有成功的經驗，也有需要吸取的教訓。」他在解釋「中國模式」的要素時說，中國在經濟上「既不推行純而又純的公有制，也不實行全面私有化」，政治上「不是簡單的一黨政治」，在意識形態上，馬克思主義的主導地位和多元思潮並存。他特別將「公民社會已經產生，並且正在對社會生活產生日益重大的影響」也作為「中國模式」的要素之一。他認為「中國模式」推行增量的經濟與政治改革，以漸進改革為主要的發展策略，同時進行必要的突破性改革。

　　所謂的突破性改革，當然是政治體制改革。圍繞「中國模式」的這場爭議，核心是要不要政改。廣州中山大學教授袁偉時先生一針見血指出，中國的政治體制明顯滯後，這是國內外公認的。在這樣的情況下，不是去推動政治體制改革，反過來盲目歌頌所謂「中國模式」，這是很危險的。一個願意改革的黨，偏偏有人跟它說，你已經成功了，世界都在向你學習了。今後的路會很困難，有很多反復。「這是改革和反改革、現代和前現代博弈過程的組成部分，勝負未分，危機仍在，人們應該認真關注。」(中國選舉與治理網：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685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