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舟曲到馬尼拉一採訪手記
陳易安 香港電台新聞部記者
2010-09-14
踏足舟曲災區
8月8日凌晨，位於甘肅甘南藏族自治州的舟曲縣發生特大泥石流，導致大量傷亡，新聞部決定派記者兵分兩路，一路由駐京記者陳妙玲負責，先從北京飛往四川九寨溝，再北上舟曲。另一路由我跟同事陳樂謙從香港出發，先到甘肅省會蘭州，再取道南下，希望可以盡快趕赴災區，報導第一手消息。
我和樂謙翌日早上經深圳飛蘭州，到埗後馬上包車南下舟曲，起初過程還算順利，但當我們傍晚在距離蘭州百多公里外的臨洮縣補給過後，竟然迷路了! 車子偏離了原有路線，向西面的臨夏回族自治州的方向駛去，當發現不對勁後再原路折返，已整整浪費差不多三個小時。找對路時已是晚上十點多，為安全計，惟有在距離蘭州百多公里的臨洮停留一晚。
我們好不容易在第二天中午過後，趕到距離舟曲縣城較近的兩河口鎮，這時從四川北上舟曲的陳妙玲，已成功越過兩河口，抵達舟曲縣城。但當我們到達兩河口後，只見唯一通往舟曲的道路已實施交通管制，不單有大批交通警察、甚至有配備散彈槍的成都特警把守，除了指定的救災車輛外，任何其他車輔都不能進入，我們唯一的方法就是徒步四個多小時山路，先抵達縣城入口，再作進入縣城的部署。期間傳來駐北京記者陳妙玲在縣城遇險、差點陷身泥潭的消息，令我們不得不考慮入夜後抵達災區採訪的安全問題。
最終我們決定第二天凌晨嘗試闖關，盡量爭取白天在災區裏完成採訪工作。
我們凌晨4點多再到達兩河口鎮，通往舟曲的山路仍然封閉，但與白天不一樣，在路口把守的不再是配備散彈槍的成都特警，而是兩名當地交通警察，經過一輪交涉，我們成功越過了封鎖線，雖然警員勸喻我們要天亮了才好上山，但時間緊逼，我們最後還是選擇先摸黑開車上山，等待天亮後再徒步進入縣城。
從兩河口到舟曲縣城大約有17公里，我們沿著山路往縣城出發，道路的狀況不算太壞，只是有部份路段滿佈從山上滑下的碎石，車輛經過都要慢駛。沿途也看見不少抗震救災的車輛停在一邊，武警官兵與救災人員有的坐在地上、有的乾脆躺在地上休息。
我和樂謙天一亮就徒步進入縣城，看見的盡是泥石流過後的滿目瘡痍，在白龍江邊，大遍民居被泥石流淹埋，泥石下的床舖家具都仍然清晰可見。有居民呆呆的坐在一個個泥石墩上不肯離開，因為在泥石墩下面，就是他們的家。有人是為了等待可能已經遇難的親人、有人則是因為家園盡毀而感到前路茫茫。
「雖然現在有大型挖掘機，但我們不敢用，你知道為甚麼嗎？就是為了怕把屍體挖斷。這些屍體都泡在水呀、泥的下面，很脆弱。」前線救援人員對我們說。
現場所見，參與救災的武警都是以鐵剷或徒手挖掘，大大增加搜救的時間和難度。挖出來的屍體，來不及處理，都只能暫時放在路邊，屍體混雜著垃圾，傳出陣陣難聞的氣味。
由於有陳妙玲日前險些陷入泥潭的警告，我和樂謙每一步都走得份外小心，沿途只見武警不斷用碎石填補路面，但這些泥石流形成的路面，踩上去總是有種「不踏實」的感覺。至於部份路面下陷的路段，水流湍急，救援人員以樹幹、木板搭成大大小小的獨木橋，讓民眾通過，雖然大家互不相識，但在走過這些獨木橋時，大家都會互相扶持，現場的義工看見記者，亦會主動遞上樽裝水，讓大家深深感受到天災無情、人間有情。
災區的物資亦相當缺乏，雖然全國各地運送了大量救援物資到舟曲，但由於交通管制，物資車根本沒有辦法進入縣城，只能靠義工以「揹」的方式，一點一點把食水和即食面等物品送進縣城。
災後第三天，縣城裡的店舖有很多重新開始營業，食品及日用品短時間內被搶購一空，老板說自己希望為災區人出一點力量，所以沒有趁機「抬價」，事實上當地工商局在災後亦派員在場監察，禁止店舖發災難財。
大批受災的災民被安排在舟曲縣城的兩間中學，負責分發物資的紅十字會說，雖然物資短缺，但秩序大致良好。不過安置點的居住環境並不理想，往往要七、八個人擠進一個不足百呎的大帳篷裡面，衛生條件也不好。
「一家人平平安安已經很好了、現在暫時不愁吃、不愁住……想重建家園嘛，靠自己肯定是不行的了。」家住白龍江邊的楊方平對我們說。
楊方平憶述泥石流來的一刻家人慌忙逃生：「我兩歲的娃娃是光著屁股逃出來的，連一件衣服也沒來得及拿」。
他們一家九口人，災後被安置在舟曲縣第一中學的一個帳幕中，裏面甚麼日用品也沒有，由於害怕八十多歲的老母親受涼，楊方平還特地從朋友家借來一張舊木床，放在帳幕裏給母親休息。
楊方平災後每天都到縣城，幫助有需要的災民，他說算是感謝老天爺讓他們一家平安的回報吧。
像楊方平這樣的，還有幾個來自舟曲、但在隴南讀書的大學生，他們自己家裏雖然沒事，但仍然留在縣城受災地區，協助搬運救災物資。跟他們做訪問時，他們給的答案很短，只是短短的「是」、「不辛苦」、「會堅持」等幾個字，對電台記者來講，這些「sound bite」是不合格的，也沒法用。但是從他們沙啞的聲音、滿佈紅筋的雙眼，就知道他們一定吃了不少苦，自己也被他們的行為深深感動，臨走前不忘向他們說了句「加油！」
缺乏食水亦為舟曲縣唯一的醫院帶來重大挑戰，災後這間醫院接受了超過300多名傷者，但醫護人員對我們說，由於缺水，醫院連基本的消毒工作也做不了，更別說要替傷者做手術了。醫院所能做的，只有盡快把傷者送往其他設備較好的省級醫院。
由於甘肅氣象台預測，11號晚間開始，甘南地區會有特大暴雨，可能引發新一輪的泥石流，公司要求我們在災區的記者注意自身安全，完成必要的採訪工作後便要盡快離開災區。正當我們完成採訪工作，中午過後準備離開舟曲時，近縣城入口處的低窪地區突然被封鎖，現場的武警官兵不斷叫大家往向山上、向高地退，緊接著「轟」的一聲巨響，不少碎石從我背後三層高民房頂跌了下來，把我也嚇了一跳。後來經詢問下才得知是當局以人工爆破方式，疏通白龍江的河道，當地災民已經見慣不怪了。
從舟曲回蘭州的路上，果然一如氣象局預報，遇上特大暴雨，我不斷在想，如果仍然留在舟曲，會是怎樣的局面呢？離開舟曲的決定對嗎？我自己也搞不清楚。但我清楚知道在我們離開的一刻，舟曲的故事仍未完結，還有數以十計、甚至以百計的前線記者留在那裏，報導舟曲的最新情況，我可以做的只有默默為他們，同時亦為在災區的人民祈禱，希望他們平安。
舟曲的採訪是我首次踏足災區，出發前由於做足了心理準備，又有先行進入災區的同事提醒裏面的情況和要注意的地方，加上天氣情況不錯，整個採訪過程並沒有原來預期的那麼困難。但一個多星期之後，菲律賓的一宗突發新聞，發展卻出乎我的預料，亦深深觸動了我內心深處。
趕赴突發現場
8月23日星期一中午，我突然接到公司電話，要派我到菲律賓採訪一宗旅遊巴被挾持事件，同行的還有另一位專跑突發新聞的資深同事黃金鳳，當我們到達赤鱲角機場，看到陸續有其他的行家亦紛紛趕到，大家都希望能夠趕及下午兩點四十五分，亦是當日下午最早的班機前往馬尼拉。
我們到達馬尼拉已經是下午近六點，當時掌握的情況是槍手門多薩已釋放六名人質，並繼續與警方談判。我們最初相信、亦希望事件可以和平解決，但最終結果卻出乎預料。
離開機場後我們兩個人分道揚鑣，黃金鳳到現場，我就先去獲釋人質入住的酒店(Waterfront Manila Pavilion Hotel & Casino)。到場後已看到現場有不少菲律賓本地媒體守候，酒店保安明顯加強，門口有警犬把守，所有進入酒店的行李都要檢查。在酒店大堂沒有預期的協調中心，亦沒有統一的人員回應傳媒查詢，只是經酒店職員得知，事件已經由菲律賓旅遊部門接手，所有信息都要由他們統一發放，至於菲律賓社會保障部門亦派出十多名社工，準備為獲釋人質提供心理輔導。
不過事情在晚上七點半左右急轉直下，菲律賓傳媒引述成功逃脫的旅遊巴司機稱，車上人質全部死亡。聽到這個消息時，我自己當時都呆了一呆，心想最不願見到的事終於發生，酒店的氣氛亦大為緊張，社會保障部門的社工，隨即帶氧氣樽，進入獲釋人質住的房間，但不肯證實是否有人聽到消息後感不適。
公司亦於此時來電，除了要求我想辦法確認消息之外，亦希望我可以盡快到黎剎公園現場增援。從酒店到黎剎公園步行距離約20分鐘，由於公園一帶封路，我只可以徒步前往。
抵達公園的一刻，只見四周漆黑一遍，現場下著傍沱大雨，旅遊巴車頭正前方的草地，約百多米外有3個電視台直播的帳篷，現場只有一、兩名警員把守，喝止意圖接近旅遊巴的人，我下意識未有理會警員喝止，奔向直播帳蓬，剛抵帳蓬不久，便聽見響起連串槍聲，現場幾名攝影師立即趴下，躲在裝載器材的巨型鋁箱後面，我亦馬上尋找地方掩護，後來才得知記者區原來是在旅遊巴右側約百多米對開。
晚上近八時，馬尼拉特警在幾百名記者目擊之下，展開強攻旅遊巴、拯救人質行動，但最終行動以失敗告終，釀成八人死亡的慘劇。行動結束後大批記者湧前採訪，警方就築起人鏈阻止，場面十分混亂，有中國大使館人員多番被阻止進入禁區，但令人費解的是有菲律實當地的記者、甚至是賣雨傘的小販，事發後卻可以肆意進入封鎖區。
由於事件中的死傷者被分送市內多間醫院，現場訊息非常混亂，記者亦要四處奔走，自己到醫院尋找死傷者。
與記者一樣四出尋找的還有梁太，眼見丈夫為救自己而死，三個子女又下落不明，梁太雖曾有過尋死的念頭，但因為記掛著三個子女，最終放棄。午夜過後，梁太在接收最多死傷者的醫院(Manila Doctor’s Hospital)找到三個子女的踪跡，但可惜等待梁太的，只是另一個惡耗，兩個女兒梁頌儀及梁頌詩送院前不治，兒子梁頌學則頭部受重創昏迷。面對不願多談的梁太，凌晨在醫院守候的記者，沒有再咄咄逼人地追問，而是有默契地給梁太多一些空間。
在今次事件中同樣遭遇不幸的還有一夜間成為孤兒的15歲少女汪綽瑤，及12歲的弟弟汪政逸，其中汪政逸透過假扮另一名團友符太的親戚，在挾持事件發生當日下午獲釋。
我於事發翌日早上在位於馬尼拉唐人街附近的Mother and Child醫院找到留醫的汪綽瑤，她在事件中只是受了輕傷，左耳因受槍戰影響暫時失去聽力，雙眼亦因為受催淚氣體的影響而感刺痛。跟綽瑤做訪問之前，醫護人員及幫助綽瑤的義工多番提醒我，綽瑤仍然未知父母不幸遇難的消息，叮囑我千萬不要把惡耗告訴她。
在整個訪問過程中，綽瑤都表現得很堅強，斷斷續續以簡短的回答，憶述挾持事件發生的過程，中間沒有提過、也沒有問過父母的事。不知道為甚麼，我總是感覺綽瑤像是知道一些事情，只是忍著不說而已。當訪問結束，我快要離開時，綽瑤突然間說出一句：「我很想念爸爸媽媽、很想念弟弟。」接著便飲泣起來，這時我自己也鼻頭一酸，忍著快要滴下的淚水，說了一句：「你多些休息吧！」，就離開了病房。我害怕繼續面對她，怕自己會忍不住哭出來，更害怕她一旦真的問起父母的情況，不知該怎樣回答。作為記者，在訪問過程中保持抽離是必須的，但作為兩個孩子的爸爸，我不禁在想，事情若發生自己身上，自己的孩子現在該是多麼的徬徨，多麼的無助。
這種困難同樣發生在對遇難者家屬的採訪工作上，當死傷者家屬乘搭政府包機抵達馬尼拉的一刻，大批守候已久的記者爭相採訪，但場面卻是大家都遞上麥克風，卻誰也不願先開口提問，或許大家覺得應該給家屬多一點時間適應突如其來的劇變；或許大家覺得不應再於遇難者家屬的傷口上灑鹽，但記者同時又要完成採訪工作，兩者間應如何平衡和拿捏呢？值得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