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內,香港數碼廣播公司(DBC)和鳳凰優悅廣播分別向政府交回數碼廣播牌照,訊息十分清晰:香港的廣播政策是徹底失敗,街上隨意問問幾位青少年就知箇中理由。 現在收聽電台的市民愈來愈少,其他傳統傳媒如電視觀眾和報紙讀者也如是,互聯網、手機平台和社交網絡逐步成為主流媒體。
筆者每兩年進行的電話調查都問被訪者最經常接觸的媒介,不足百分之十的人說是電台,八十後的百分比更低於百分之五。 電台聽眾少,廣告自然每况愈下,2015年電台的廣告份額只佔全港廣告的百份之二點六。 廣播政策,只是長官意志,完全不顧及市場需求和市民媒介的使用習慣和喜好,最後焦頭爛額都是營運者。
借鏡其他國家的發展模式
當兩間電台分別交還數碼牌照以後,社會開始有討論究竟香港是否有需要繼續發展數碼廣播。 原因十分簡單,縱使是廣播政策失誤,數碼廣播確有其好處,首先可增加多個頻度,理論上市民在節目內容上有更多選擇,多出來的頻道也可提供社區廣播,支援弱勢社群和少數族裔,香港電台的數碼頻度DAB正正負起這重要任務。 基本上,數碼廣播在一個開放的民主社會,政府打開更多的資訊渠道,讓市民有多元選擇必定是好事,問題是如何有策略構建一張可行的發展數碼廣播藍圖。
我覺得可以借鏡其他國家的發展模式,從而分析現時香港推行數碼廣播的營運模式是否正確。事實上,數碼廣播在不少國家仍尚未成功,仍是測試階段。新加坡是全亞洲最早提供數碼廣播的國家,但在2011年已經宣佈停止數碼廣播的運作。新加坡的客觀條件跟香港有相似之處。 然而,就算由政府控股的新加坡最大傳媒機構MediaCorp也不能打開數碼電台市場,當年香港政府為什麼這樣有信心私營的數碼廣播能夠穩佔市場?過份依賴市場和私營營運商是政策的失當。
先進國家數碼廣播發展的成功例子,說明了政府參與的必要。 英國是世界上擁有最龐大的數碼電台網絡的國家,聽眾在倫敦有超過60個數碼電台選擇。英國的數碼廣播是一種政府和商營混合模式,BBC在九十年代是帶頭測試數碼廣播,到1998年已經有第一間私營公司(後來改名為Digital One)來營運數碼廣播電台。現時Digital One是最成功的商營數碼電台公司,覆蓋超過百分之九十的人口。目前,在英國通過數碼收音機收聽廣播是主流,反而通過App或其他途徑是少數。
政府對傳播科技的掌握不足
為什麼香港不能複製這個政府和商營混合模式的案例?我覺得有兩大原因。第一,昔日「抄襲」外國發展模式是一大錯誤。的確,英國商營的數碼廣播和BBC並行的混合模式是可作參考。然而不要忘記,香港政府對資訊科技的觸覺十分緩慢。英國普及數碼收音機、推廣和宣傳數碼廣播的工作都是2000年左右開始的事情,當時並非是手機和網絡一面倒的年代,要改變的只是改變聽眾從傳統廣播的收聽到數碼廣播的收聽。 香港形勢完全不同,香港是英國十年後才開展數碼廣播,改變的是叫一般人停止花時間上網和用手機,而轉為收聽數碼廣播,一開始就是不可能的任務。
第二,任何國家,包括最成功的英國和澳洲,都知道數碼廣播的目標並非為盈利,廣播政策的基本是服務市民和滿足聽眾的資訊和娛樂需要。 以澳洲為例,數碼廣播一直由政府主導,主要營運數碼廣播都是兩個政府的全國廣播ABC和SBS,國家數碼廣播兩年後,政府才引進商業數碼廣播公司提供個別城市廣播服務。就算是那樣成功的數碼廣播,在澳洲,數碼廣播只佔市場的百份之十四。 因此,全國性的數碼廣播根本就註定不可能賺錢,於是澳洲推行一種以政府主導、私人參與作補充的模式。
我認為澳洲這種以政府主導的數碼廣播策略比較適用於香港。 澳洲政府從九十年代帶頭測試數碼廣播,到2009年後在六大城市的數碼電台都是政府一力承擔,也即是說,主要數碼廣播的發射站和覆蓋都是視為國家的基本建設,國家是需要以公款來支付,只是在某些有足夠人口的城市,政府才有限度發出該城市的商營數碼廣播牌照。 相比香港,政府要求商營機構分擔數碼廣播基本建設的費用,然後開拓市場,莫說電台要付出高昂的費用改變市民收聽電台習慣,單是內容製作的成本都未必能以廣告收入支撐。歸根究柢,在數碼廣播誕生時,政府未敢提出一個以公營和政府財政支撐為主的數碼廣播藍圖,已經是最錯誤的開始。
綜合近幾年無論是數碼廣播還是數碼電視發牌,不是商業上不可行就是引起政治爭拗。 客觀上反映政府對傳播科技的掌握不足,也許跟其他範疇如醫療和經濟等一樣,不是任何只要有行政經驗的官員都能夠勝任。目睹歐美、澳洲、中國加快步伐發展數碼廣播,政府官員在辦公室隨即研究有關科技或投資的可能性,可以說,一直以來,政策是為配合傳播科技的發展,並非是滿足市民真正的需要。正如在文章開端所說,政府官員並沒有觀察到每天乘搭地鐵巴士全民玩手機的習慣!廣播政策的基本是市民、觀眾,並不是科技。廣播政策的制訂雖然不是民生、經濟、政治範疇,但是市民每天也是拿著手機去「投票」,他們機不離身的行為已經投了以商業模式為主導的數碼廣播的反對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