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新一浪的電影發展

　　台灣電影自2008年《海角七號》首先突破上億票房（台北票房兩億三千萬）之後，出現了新一浪的發展，2010年《艋舺》（台北票房一億一千六百萬），2011年《雞排英雄》（台北票房五千兩百萬）分別攻下暑假及春節賀歲片的重要檔次，打破一向荷里活電影的壟斷。到了2011年暑假，《翻滾吧！阿信》的台北票房也達三千七百七十萬，全台達九千萬，而《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的台北票房達一億八千萬，全台是四億一千萬，《賽德克˙巴萊（上）太陽旗》的台北票房達一億九千七百萬、《賽德克˙巴萊（下）彩虹橋》的台北票房達一億三千萬，全台兩部票房達八億，更於2011年創下四部電影破億的紀錄。更且，2008及2011年的台灣電影票房中，台灣電影均能站上超過百分之十，可以說是兩大豐收年。

台灣電影新一浪的特色
　　新一浪台灣電影的發展，是繼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台灣歌廳文化結合的愛情片及八二至八六年的「台灣新電影」之後的新一輪發展，它是繼承了前者的娛樂性及後者的本土特色（在地性），也避免了前者庸俗感和在白色恐怖下欠缺社會歷史意義的特點，及後者後來僵化為乾枯澀悶的形式主義。（註一）

　　這方面，《海角七號》就是一個典型的成功例子，帶起了這新的一浪，它首先是混合類型，有懷舊、跨國愛情浪漫、小城鎮庶民的生活寫實及結合流行歌的作品，而片中人物更結合老、中、青少不同年紀，閩南、客家及原住民各族裔，務求可吸引台灣各年齡層及各族群的觀眾來觀看，那男主角的由潦倒走向成功的社會小人物寫照，更容易為時下年輕人所認同接受。其後的《艋舺》中的小混混、《雞排英雄》中在夜市混生活的男主角及《翻滾吧！阿信》中的青年人到《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的一群由高中到大學生的青年人，均是《海角七號》男主角庶民及小人物的翻版。

　　至於《賽德克˙巴萊》（上、下兩集）的不敗，是建基於魏德聖的《海角七號》的成功，得到台灣政府的資助（註二），導演更聰明地把這長片一分為二來賺兩次票房，而最大的助力更是來自中國大陸也引進了這部電影入大陸市場，帶來龐大的收益。事實上，號稱花了七億多製作的《賽》片，實在有很多缺點，在敘事上，主角莫那魯道在年輕時，曾被日本殖民主義政府利用殺害自己原住民不同的族群，更被當人版帶到日本做以蠻制蠻的示範，後來他如何演變成領導族裔殺日本殖民者，這方面的交待極為疏漏。電影中出現大量質素簡差的電腦衍生影像如山櫻林及小孩水中與山羌一場等，也深為行內人詬病。最後電影在第二集變為出現大量砍頭和族人上吊的鏡頭，也令人噁心失望。當然電影中領軍的日本將領，被刻劃成只會大吵大鬧的老粗，也非常粗疏。不過《賽》片作為第一部商業的台灣原住民同胞的史詩電影，也實在是台灣電影史的一大突破！

　　2010年的《艋舺》及2011年的《雞排英雄》是典型的庶民電影，前者呈現台北低下層及地下社會的生活文化，結合煽情的手足之情及大型打鬥場面；同樣《雞》片亦反映夜市庶民的生活文化，加上豬哥亮以受歡迎的庶民形象參與演出，使電影帶出台灣庶民生活的悲喜苦樂的光華。

　　到了《那些年》，這部深受群眾，特別是年輕人喜愛的網路小說，由深入民心的通俗文字，變為節奏輕快的青春電影，這明顯是電影媒體寄生在風行網路小說的現象，加上電影連結台灣社會的生活氣息及九二一大地震的深刻回憶，自然是成功之作。

第一浪成功的背後
　　不過，2008年由《海角七號》帶來的成功，並不是偶然的，而是有一定的發展脈絡。

　　1990至2004年，可算是台灣電影的黑暗時期，但是非主流的台灣電影—紀錄片，卻有一定的成就，包括湯湘竹的《山有多高》（2002）、彭文淳的《歌舞中國》（2003）、吳乙峰講述九二一大地震的動人作品《生命》更當年創下台北票房一千萬的紀錄，高居台灣年度票房冠軍。後來的《無米樂》（2005）、《翻滾吧！男孩》（2005）及《奇蹟的夏天》（2006）均是好的作品，都贏得不同的獎項。而林育賢也把《翻滾吧！男孩》轉化為《翻滾吧！阿信》就如楊力州及張榮吉的《奇蹟的夏天》的成功，開啟了張榮吉於2012年拍製了口碑極佳的《逆光飛翔》。這段時間台灣的紀錄片，不單延續台灣電影的微弱生命，也透過這些紀錄片的庶民性與在地性，激發了新一浪庶民與在地風格的商業電影的重生。

　　《無米樂》講述年老農民的生活及辛酸，《翻滾吧！男孩》講述學體操的小男孩的鍛鍊及生活的苦樂，均深入展現了台灣社會低下底層的庶民及在地性，既有現實，又能感人，是2008年至今商業片成功的遠祖影子。

　　還值得一提的是2008洪智育執導的《一八九五》，也是台灣電影一個大胆嘗試，以客家話為主的歷史電影，講述1895年台灣客家同胞以武裝方式抵抗日本帝國主義殖民者接管台灣的悲壯故事！這部只有六千萬開支的電影，雖然被批評是只有電影劇的規模，但片中的拍攝實有美侖美奐及歷史現實感。而用客語、歷史在地性及展現庶民的歷史現實，更是完全體現出這新一浪台灣電影的特色。事實上，電影也揉合了閩南土匪及原住民同胞和客家族群平息紛爭，共同滙聚對抗日本帝國主義入侵者的故事，目的也是明顯可吸引同族群來觀賞。
青春電影的類型也是近年來台灣電影的趨勢，從《17歲的天空》的開始到最具代表的《九降風》（2008），皆以不同的風格或題材去給予年青人的生活、戀愛和對生命的期盼追求，作出詮釋，試圖引起時下青少年族群的共鳴。一定程度上激發《海角七號》到《那些年》在題材上的追隨。

展望未來
　　2011年的成就，使不少台灣影視界的人重建了信心，亦甚至對將來抱有過份的樂觀，連有電影電視學系的大學都吸引不少高中生報讀，不知是要為電影電視業加油，還是要坐這又再成功開發上路的電影企業的順風車。

　　但筆者一直在對因突來的成功開頭腦發熱發漲的人仕澆點冷水！台灣電影的小陽春不單是有一些成功的內在因素，也有一個極大的外在因素，就是近年來荷里活電影一直瑟於低潮，只在重覆及重拍過去成功的影片，在官能刺激方面不斷著墨，但欠缺好劇本及動人的故事，一旦荷里活片能改過自新，台灣及世界各國的本土片還是要面對這個強敵，不容有失！

　　《海角七號》帶來的新一浪台灣電影是一個新的路向，它當然是好的混合類型的例子，跨年齡及族裔、流行音樂、跨國籍悲喜交集的浪慢愛情、有懷舊和對現實的顛覆、大量自嘲及恢諧的搞笑、景色及商品贊助推廣等，觀眾可以藉觀賞的時段分享男主角背棄唾罵台北式資本主義的壓迫、分享各式各樣小人物的掙扎以尋找和建立主流以外的自我形象及文化社會身份、既宣揚傳統國寶又有潮流青年文化、呈現成功商業活動又可携帶反主流的庶民及女性主義意識。一切是夾雜矛盾的，但誰要在一部商業混合類型的電影中要求美學、價值和世界觀的统一和合理性，不是太苛求嗎？但由它引發的第一浪電影還是太台灣本土，難以滿足全球化之下中國及全世界大眾品味。相信未來台灣電影還是應該及會繼續探求本土的商業及藝術的結合，以保存及發展更有娛樂性和本土特色的電影，而把大片交給兩岸四地共同滙集資金和製作人才，以具規模經濟的方式和荷里活競爭。　

　　至於如何在兩岸四地的電影創造更深入的社會和人性的共同議題、更動人的電影手法和藝術，則還要更大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