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營廣播的借鑑

　　還記得九五年九月在漢城參加AMIC（亞洲大眾傳播研究及資訊中心）學術會議，第一次見到王曉祥先生，該會議主題為「媒介環境轉變對亞洲公共節目的影響」，王先生在會中展現了台灣公共電視建立獨立電視台的大計及美好藍圖，也肯定獲得與會人仕的讚譽。在亞洲各國之中，由於國家資源不足及媒介帝國主義（特別美國）的高度商業壟斷，獨立自主的公營電視，僅存在於日本，台灣在這方向能發展起來，肯定是個新的典範。根據王先生當時的計劃，台灣公共電視應在九六年下半年就可開台，但到了九七年，除了經歷了試播之外，竟在四月十六日黨政協商會議之中，遭遇另一次滑鐵盧，實在是使人惋惜的事。諷刺的是：是否正正因為台灣媒介環境在急變，而使公共電視成為犧牲品？

在亞洲區能享有完全獨立自主的公營廣播，目前僅有日本的NHK。

台灣傳播文化環境極端

　　不錯，台灣電子傳媒踏入了九十年代，的確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個變化有內在的政治因素，也有外在的社會因素，直至八十年代台灣國民黨還是能一黨獨大，但到了如今台灣政治已經到了多元化（或更確切是兩極化）的局面，特別民進黨在市及縣的層面，能夠挑戰國民黨的統治力量。在政治方面出現的變化，也在大眾傳媒之中反映出來，原來黨、政、軍以「商業」模式控制下的三大電視台，也要面對「地下」有線網絡的挑戰，後者和民進黨的關係非常密切，但也象徵更多元化的發展。此外，還有CTN及TVBS以衛星的模式從天而降，台灣電視文化像是踏入了新的多元化紀元，這個新紀元是否可以給予公共電視一個生存的空間呢？

台灣群眾支持成立公共電視，呼籲政府盡快通過公共電視法。

　　其實，這表面上是多元化的局面也可能是個假象，台灣電視的「戰國時代」只是兩種模式的揉合，一方面是政治團閥的角力，另一方面是純粹商業的發展方向。政黨協商會議之中，可能也是存在這種考慮，第一是國民黨及民進黨已經滿意以三台對有線網絡的對峙形式，不想又多一個分散政治注意力的「公共電視」媒體，另一方面是「公共電視」明顯要政府承擔，削弱三台與有線的商業生存空間，故此以「最低經費支持」及「小而美」的反建議來招架。在政治角力及經濟利益考慮之下，「公共利益」有所犧牲也就「自然難免」。

　　其實這一切只反映台灣傳播文化是處於黨閥及高度商業化的純消費娛樂的兩大極端，並非是健康的傳媒文化環境。TVBS的成功，就說明純商業的前途似乎更「光明」，黨閥政治可能會為社會大眾所離棄，但這只是由一極端走到另一端，由火鍋跳到火爐之中。健康及多元化的傳媒文化，需要經營及發展，放棄「公共電視」也就放棄這個信念。

香港公營廣播具平衡角色

　　回顧香港，可幸香港並不像台灣這樣高度政治化或政治兩極化，也未能甚至不可能出現黨閥的政治形態，或最起碼我們還未出現由黨閥控制大眾傳媒的現象。當然，這種發展完全和香港長久以來有高度新聞自由有關，連港台在七十年代開始都能走上編輯自由的路途，不像台灣長久以來新聞局的箝制，釀成一黨獨大及新聞壟斷的長久局面，而變成在九十年代失控，使民進黨以同樣統一口徑來抗爭的黨閥相爭的局面。

　　經歷了長時期的商業化模式，香港公營電視的任務較簡單，並非像台灣要踏政治及商業之間的鋼線，而是只要面對商業電視高度娛樂及官能化的惡果，作出平衡。

　　事實上，九七年後，香港若要清洗殖民統治下過度非政治化的模式，應該多擺放與政治議程相關的節目。但明顯無線、亞視和港台均可共分春色，一方面可容許多類形製作、節目內容的競爭及多渠道播送，以免和政治議程相關的節目變成單一化或僵化。

蔑視公眾利益引以為戒

　　最後，無論台灣的公共電視也好，香港電台的公營廣播也好，大家的目標最具一致性的，是在政治角力和純粹商業娛樂之外，還有極大片及不容忽略的開拓空間，正如王曉祥先生所強調的「文化、教育、藝術及科學等」，特別在九七當前，我們要為香港人的文化及社會身份作出總結，及更要為這身份塑造出美好的將來，使香港人成為值得自豪的中國人，就如香港應該是中國領土值得自豪的一部份一樣。

　　台灣公共電視若真是胎死腹中，只說明黨閥政治加上商業利益的兩隻魔爪之下，蔑視真正社會長遠公益，我們香港只能引以為戒。慶幸我們的媒介環境還比較純潔，還是應以處變不驚的心情來支持港台公營廣播走獨立自主的路途，才能真正滿足社會及民眾的真正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