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界定香港廣播政策

　　特區政府將於九八年底進行 一項有關電視政策的檢討和公開諮詢。特區政府還沒有正式公佈諮詢文件之內容與及諮詢的方法，但從過去政府處理廣播政策的態度與方法，我們相信是次檢討的範圍將會集中以商業角度界定，而諮詢的對象都會集中在所謂的業界人仕。

　　過渡期間，廣播政策一直是一個非常敏感的政策項目，再加上中英之間的不信任，負責的政府官員，常常有一種不變應萬變、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之心態，否決港台公司化、否決成立公共頻道 (Public Channel) 、公眾頻道 (Public Access Channel) 、否決開放有線電視市場 (Cable TV) 等等之決定已反映了決策官員之過份小心心態。這種心態導致了香港目前的廣播政策出現了與科技、與社會、與經濟、與政治、與文化嚴重脫節的情況，而電視政策正正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建立知識型社會 開發民間創造力

　　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大都會，港府常常強調其角色是積極不干預，但在電視政策上，出現了嚴重的干預情況。政府透過發牌的數量，干預著香港電視的營運環境，間接培養無線電視成為一個「壟斷」電視市場的廣播機構；間接鼓勵有線電視在沒有競爭對手之下，緩步發展；在處理港台公司化方面，更採取一種鴕鳥政策，漠視目前港台在政府架構以內，所產生的種種人事編制營運方式社會的問題。故此，是次電視政策檢討非常重要，一方面可以考驗新成立的資訊科技及廣播局的文化野視和工作能力，另一方面更提供了一次機會，讓我們從香港長遠發展利益的角度，重新界定目前落後和反智的電視政策。

　　香港目前面對著前所未有的經濟危機，特首常常提出香港經濟必須轉型為一個高增值、高科技為主的經濟模式。要達到這個目的，我們必須理解高科技、高增值的定義，與及香港在這方面實際的潛力。電視工業正正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電視作為一個工業，對整體社會產生了兩方面的影響，一方面是文化∕意識型態的影響，一方面要經濟方面的影響。

　　正如行政會議成員梁錦松早前在一經濟論壇指出，要維持香港經濟方面的競爭力，香港必須轉型為一個知識型社會 (Knowledge-base Society) ，而建立一個知識型社會，必須要以一套開放具進取性和具國際視野之廣播政策配合。目前政府的政策只著重電視的「低級趣味」、「無傷大雅」的低層次娛樂功能，而忽視了電視作為一個文化工業，必須具備啟發多元思考、鼓勵多元創意，與及推廣知識的功能。故此，香港未來的電視政策，必須要更開放，必須要鼓勵更多不同形式、不同種類和意識形態作比試∕交流，開發民間的創造力。

加強運作透明度 邁向成媒體中心

　　政府可能會以保護市民利益為理由，拒絕把目前電視決策和監管權開放和下放，但香港作為一個講求理性和法治社會，市民大眾是有足夠的能力參與有關電視和廣播政策的制訂和監管。故此，特區政府必須重新界定廣播事務管理局的角色與功能，加強其運作透明度、專業性和代表性，改變目前被動和黑箱作業的運作。

香港如能制訂一套成功的廣播政策，絕對有條件成為一個世界性的廣播媒體中心。

　　從經濟發展的角度，香港絕對有條件成為一個世界性的廣播媒體中心 (Media Centre) 。首先，香港政府是亞洲區內少數尊重言論自由，和設有一套健全法制的城市。在人材方面也非常充足，再加上香港是一個自由港，擁有足夠條件吸引全世界和全中國的傳媒精英來港工作，若果香港能夠成為世界媒體中心，將會推動一系列高科技、高增值行業的發展，其中包括電視工業、音樂工業、設計、軟件產品、廣告∕市場推廣等等具發展潛力及創造性工業。而香港在這方面的經驗，將對中國的媒體提供很多寶貴的參考資料。若果香港能成為世界媒體中心，對中國只有百利而無一害，一方面可以與美國為首的傳媒跨國性機構進行建設性競爭，另一方面更可以為未來的傳媒事業，提供更多的發揮。

　　目前香港缺乏的是一個具學術水平、世界水平和專業水平的政策研究機制、一套真正能夠深入地吸納不同背景階層的諮詢方法、一套真正鼓勵多元化、鼓勵競爭、保衛言論自由、配合科技發展的法例。

設訂發展藍圖 完善軟件基建

　　近幾年台灣、新加坡、日本都分別發表了其廣播資訊發展藍圖，目的都是希望成為廿一世紀的世界媒體中心，香港在這方面目前並沒有任何具體的藍圖，故此我們可以參考其他地方的計劃和經驗，發展香港未來的廣播資訊發展藍圖。要設訂這份藍圖，要確保這些藍圖能夠真正落實，特區政府必須要從「正確」的方法落手。先前提出的三個「沒有」，正好反映了香港在廣播政策制定方法方面缺乏系統的問題。一套成功的廣播政策，不單止需要一套完善硬件基建，更需要一套能夠自我更新、自我完善的軟件基建。

　　硬件基件比較容易理解，軟件基建可能比夠抽象，但實質來說可以很具體。法律制度、教育制度、行政制度、決策制度、評估制度都是軟體基建。香港廣播政策的問題不在於沒有先進的硬件，而在於軟件出現問題。只要我們比較其他先進國家和地區（例如美國、英國和日本）在處理廣播政策的軟件基建手法，我們會發現香港在這方面的工作，意識上缺乏文化視野、文化深度，方法上盲目守舊、自我封閉。故此，香港的教育政策沒有引入傳媒教育 (Media Education)的概念，大學方面絕少人從事與香港相關的傳媒科技、文化歷史和政策之研究。香港的「官定」民營廣播機構大部份以觀眾口味為名，提倡一種反智無知的意識型態。這種情況若果繼續下去，香港可以成為知識型社會嗎？香港可以轉型為知識型經濟嗎？

　　這些指責，並不是針對人，而是針對一種現象。這種反智與無知的社會風氣，正在破壞香港的深層架構。董建華和大部份香港的政治精英、商業精英都感覺到，但是他們如何處理這種現象、如何改變這種現象，這次電視政策檢討將會提供很多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