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消息來源看突發新聞處理

　　一宗近億元的偷金案於今年12月4月在本港媒體和各大報章見報，但案件發生已個多月後，警方始向新聞發佈消息。香港記者協會認為警方的處理漠視公眾利益；但據報章引述一名資深刑事偵緝探員的回應，則認為案件「過早曝光會影響調查」。如是，警方發佈突發新聞的手法再次備受關注。 　　

　　筆者剛剛出道時，曾聽過前輩們說過「突發才是新聞」。八十年代政治新聞興起，靜態新聞主導編輯室，突發新聞漸漸地退居次席。但《蘋果日報》於1995年橫空出生，並重視突發新聞的處理，突發新聞再次成為新聞的主要組成部份。但到2004年後，情況又有所改變，因為警方推出新通訊系統，「截斷」突發新聞的消息來源，以致突發新聞亮度減弱。多年來，業界一直向警方反映不滿，要求改善情況，警方則以資源、調查，甚至記者安全為由回應。

突發新聞量大減　　
　　警方於2004年開始推行第三代通訊系統，新措施令當時突發新聞採訪受到一定的限制，因為消息來源掌握在警方手中。記協於2005年所做的統計顯示，謀殺案延發時間可長達6小時21分。該會最近公佈，2009年下半年警方每天平均只發佈2.7宗突發事件，其佔每天平均罪案212宗的1.27%。

　　據《電訊條例》，任何人意圖阻礙訊息的傳送，甚至或截取內容，或干擾電訊裝置，均列作犯罪行為，一經定罪罰款二萬元及監禁兩年。記者在警方從未向電訊管理局投訴的情況下，以及以公眾知情權和公眾利益為因由，一直沿用有關方式接收消息。但自從第三代通訊系統推出後，事實證明突發新聞的報道量因而大減。

　　據報道，最近記協及八家傳媒代表與警方會面，商討有關的問題，席上警方代表表示，由於只有三人負責突發新聞發放工作，人手不足，以致未能及時發放突發新聞。同時他亦解釋，部份案件涉及持刀持械，鑑於記者的人身安全，才未即時發放事件的資料。 　　
　　鑑於業界多年的持續要求，警方早前表示擬作出新安排，所有突發事件以英文發佈，以省去翻譯的時間，以較快時間發佈消息，並研究把省去個人資料的新聞資料，作出不篩選發佈消息的可行性。但言猶在耳，如今偷金案再次引起關注，但今回警方則以案件調查進程為由，解釋為何延遲個多月始發佈消息，難免令人失望。 　　

　　從新聞消息來源而言，警方消息是突發新聞主要來源，甚至是唯一的供應者。學者Voakes指出：「消息來源是就一些引述中提及且可確認的個人、組織或實體。」Atwater & Fico指出，消息來源可分為三類，分別是印刷文件，如官方文件或新聞稿；活動消息，如記者會；最後是個人消息來源，如官員、組織發言人及專家學者等。學者Carole Rich則把消息來源可以分為人物、傳統資料、電子信息、公共檔案等四類。其中公共檔案則包括官方公開資料，如政府的報告或公告、甚至法庭資料等。對於記者而言，任何消息源都是重要的報道資料，特別是對現代化城市而言，獲得這些資訊是合情合理的，也是現代發展進程中的條件之一。

公眾利益就是新聞的根本　　
　　警方發佈消息，最終希望大眾知道有關的消息，記者當然以公眾知情權為前提以報道消息，最終也是希望大眾知道重要的新聞事件，如是理解，警方和記者的目的一致。但社會上每日發生千宗萬件的事件，新聞工作者以專業的新聞判斷，或以新聞價值，選擇事件是否值得報道，從專業角度而言，新聞判斷應該由新聞工作者負責，而不是由警方決定甚麼新聞事件可作出報道。

　　但同時，如台灣學者臧國仁指出：「新聞是新聞工作者與不同消息來源根據各自認定的社區利益，所共同建構的社會真實，雙方各自動員組織和資源，嘗試定義或詮釋社會事件與議題在情境中的意義。」新聞本身就是以一種互動角力的動態方式展開。Wolfsfeld補充，新聞受到五個因素所影響，分別是新聞自主性、消息來源、新聞常規、新聞工作者的意識形態、原始事件的呈現的影響程度。新聞最終如何呈現於大眾眼前，其過程受到不同且複雜的因素所影響。但消息來源絕對是重中之重的。 　　

　　新聞工作者是媒介真實的重要的編輯者，他們將社會事實轉變為媒介真實的內容，並且讓閱聽人透過媒介報道以了解外部世界。學者翁秀琪指出，媒介所展現的媒介真實，始終取材自真實世界，並且對其加以選擇及處理。其同時亦簡化了其認知形式，以符合閱聽人的認知方式。如是新聞建構就是把原始事件轉換成社會事件，其往往以考慮事件本身的公共性與社會意義為要。公共性是新聞的重要核心，也包括著公眾利益，在今天的香港，市民對知情權和公眾利益已見充份了解和認受，任何有違公眾知情權的行動，都會被視為不符合公眾利益。記者一直以來收聽警方通訊，未有任何限制，如今受阻，而且可見新聞量明顯減少，從量化結果而言，知情權的確受到削弱。再者，突發新聞通訊的機密性層次是否高得至必須「截斷」的地步。如今新聞業界和團體不斷地要求改善，從業界訴求看，其正正曲線反映著政府似乎取態十分消極，如是大眾可能站在新聞工作者一方，對於警方而言，機會成本不輕。 　　

　　但誠如Gieber & Johnson所指，記者和消息來源總是維持著一種互動、開放且公共性的關係。現代社會中的媒體角色是不可或缺的，是市民了解社會資訊的主要且可靠的方式，警方擬發放任何資料，或向公眾解釋政策等，在在需要媒體；媒體受制於資源，亦需要警方提供資訊，兩者互動的關係亦建基於此。兩者能否合作，關鍵就是兩者是否能以開放態度對待對方，否則合作無從展開；兩者合作必須以公共性質或公共利益為前提。公眾利益就是新聞的根本。

對立、合作、同化 　　
　　Gieber & Johnson補充，記者和消息來源之間存在著三種的關係，分別是對立、合作、同化。對立者，記者和消息來源絕對獨立，同時互相對立。合作者，兩者互相合作和依賴，但維持著某種獨立性。最後是同化，即其中一方被另一方控制。本文認為，對立相信是最理想的新聞情況，記者亦能把新聞工作者的使命發揮得最理想；至於合作可能是退而求其次的選擇，但新聞機構的資源有時受到某些限制，必須依靠消息來源提供資料，以減輕資源的負擔，在實際的採訪過程中亦很難完全不依賴消息來源。至於同化則是不可取的選擇，因為記者的獨立性難以維持。記者和消息來源之間往往是一種合作的關係，誠如Wolfsfeld所言，這種關係是複雜、緊張而又矛盾的。 　　

　　記者和消息來源應以共生或競爭性共生的互動關係維持著，至少在新聞常規如是。從共生或競爭性而言，兩者合作必須建基於互信和信服的基礎上。如以上述及報道所聞，警方回應新聞業界對於不能即時發放資料的理由，乃人手不足、安全和案件調查進度等，是否難以令人信服。偌大的警察部隊，只能提供三名人員負責發放資料的工作，但同時服務全港新聞界，是看不起新聞界，還是低估了工作量；至於記者安全，相信記者及新聞機構對於採訪安全問題，自有一套風險管理方法，更何況突發記者的危險性絕對比不上戰地記者，戰地記者本身亦自有一套安全管理方法，有關工作還是交給新聞機構是否較理想。再者，戰地記者的工作危機四伏，難道戰地記者畏途而放棄採訪嗎。 　　

　　案件調查進度方面，如果所有案件都完成後始公佈，新聞記者已沒有存在的意義，其已淪為「消息機器」。再者警方有些拘捕行動，往往能夠進入新聞記者的視線範圍，案件同樣未完成調查，令記者們感到警方處理欠缺統一原則，警方的理由亦難以令業界信服，互信如何建立。如今的局面，新聞機構己開始裁減突發記者數量，對於突發記者而言，已是生死存亡的階段，共生又從何說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