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九龍計劃與香港文化生態

近來西九龍文化區建設問題的討論，看來短期內難有定論。就現有的演出場所和文化設施的硬件來講，香港在亞洲區域內應是佼佼者。以人均來比較，香港排名肯定在前三名裡。那麼為什麼在現有的設施尚未能物盡其用時，又要在寶貴的土地上投入大q的資源來為香港市民提供更多的文化設施？香港市民的文化胃口能夠消化得了嗎？

根據一般常識，在決定像西九龍規模的計劃之前，有幾個重要、原則性的問題需要弄清楚：如何處置香港文化委員會於二零零三年三月所提出的報告和建議？現有的文化設施的使用率如何----哪些供不應求、哪些供過於求、原因何在？假如決定興建西九龍文化設施，以哪些市民作為主要對象？預計觀眾若干、三十年內觀眾增長率 若干？學校和社區的藝術教育如何配合培養未來的觀眾和聽眾？

特首和文化決策制定曾三番四次地提出，要把香港建成「國際文化大都會」。在文化委員會的《政策建議報告》，「建議摘要」最後兩點是有關「邁向國際文化大都會」：一是發揮香港中外文化交流的有利條件、依靠內地的文化優勢來發展；一是政府與民間通力合作，創造能讓文化藝術蓬勃發展的環境。（建議摘要第十九、二十，頁58）

在政府心目中，西九龍文化區似乎是令香港成為國際文化大都會的必要硬件、唯一的希望，但卻把文化委員會的《政策建議報告》、現有文化藝術設施的優劣和得失、觀眾的培養等重要原則問題全都忘得一乾二淨。


香港的文化藝術

我曾多次為文，強調發展文化藝術環境的重要性----政府的支持、鼓勵、協調、藝術教育、觀眾聽眾的培養、市民的學養和樂養等等。令市民感到深切失望的是香港政府最高一層領導只顧硬件的建設，忽略政策和規劃，如對文化委員會所做的工作和建議充耳不聞，對營造一個有利於文化藝術發展的環境毫不重視，只會在歌星逝世時去鞠躬或在填詞人病逝後對記者說為失去一個朋友、詩人而感到惋惜。在香港我還沒有見過做官的能與文化人做成朋友，已退休了的張敏儀女士是個例外，這種現象有其深層原因的。參加貝多芬葬禮的兩萬人裡，沒有一個是做官的；瓦格麗的皇室友誼是建立在實用主義上的。

在過去十幾二十年裡，我們看到的是文化藝術上的萎縮---- 音樂文化活動可能頻繁了，評論卻減少了；粵語流行曲的聽眾可能增多了，詞和曲卻大大不如上世紀七十、八十年代的作品了。香港的經濟在亞洲出人頭地，文化藝術生活則退步了，因素很多，主要的是聽眾的口味變了，變得膚淺了；讀者的閱讀習慣變了，變得幼稚了、庸俗了。每次讀者問卷之後，文化版、音樂版便縮減一次，幾次下來縮小了，大部份報紙、雜誌的文化版、音樂版逐漸消失了。我曾為《新晚報》、《大公報》、《華僑日報》、《香港聯合報》、《文匯報》、《星島日報》等報的文化和音樂版寫過樂評，二十世紀九十時代以來，不僅文化、音樂版不見了，甚至有幾家報紙都結了業。香港的報紙雜誌讀者，不僅不愛看文化藝術版，更令人沮喪的是報章文章越來越短，人們已沒有耐性和興趣閱讀較長的文章，在大中華的大家庭裡，香港讀者最不「知識型」，對要把香港建設成一個知識型城市的口號，這是個極大的諷刺。


粵語流行曲的興衰--黃霑為例

一向被稱為是商品的粵語流行歌曲，在過去半個世紀裡也經歷了真的變化。最近去世的粵語流行歌曲鼻祖黃霑先生，在他的博士論文《粵語流行曲的發展與興衰----香港流行音樂研究一九四九至一九九七》 (二零零三，未出版，現存香港大學圖書館特藏部)裡，把粵語流行歌曲的衰退歸納為兩個主要因素，包括一、香港回歸後，港人的獨特性已逐漸消失。二、普通話市場的影響。

假如我們認為粵語流行歌曲的興起是由於二十世紀六十、七十年代香港人開始對香港這個小島開始有歸屬感，更是由於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香港經濟開始起飛而形成一種自豪感，那麼粵語流行歌曲之衰退，也正正由於香港人在經濟衰退的幾年裡失去了自豪感。此外，香港在一九九七年回歸之後，在一定程度上也減弱了歸屬感。第三個因素是年青一代香港人不習慣閱讀嚴肅、篇幅較長的文章，傾向於視覺、聽覺、感官享受，忽視推理、分析思維。這也是造成富有哲理和社會意義的黃霑歌詞，到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備受冷落的基本因素。散文作者林燕妮在訪問裡，這樣回答記者：「黃霑有一首著名的歌曲《問我》，現在讓我來問你：為什麼人們在他活的時候不珍惜他的才華與勤奮？我可以說在填詞上，黃霑是在遺憾中去世的。」(有線電視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五日的訪問）。

為什麼九十年代初，已沒有人請黃霑填詞？原因很簡單：這一代的香港人已不會欣賞黃霑的那種富於哲理、思維、文采的歌詞，因為香港人已分不清好與壞、美與醜。特首說要把香港建設成知識型城市，是一個美麗的笑話。

我們需要西九龍文化區嗎？

當人們在一九九九年問：香港需要數碼港嗎？我們信心十足地回答道：當然需要，因為香港要成為知識型城市。二零零三年，我們並沒有數碼港，但有貝沙灣住宅邨。二零零四年，假如有人問：我們需要西九龍文化藝術區嗎？我會提出反問：我們做好了準備功夫嗎？我們處理了文化委員會的建議報告沒有？為什麼沒有？我們知道現有的文化藝術設施的情況嗎？為什麼不知道？我們如何培養下一代觀眾和聽眾？為什麼不知道？我們為什麼沒有健康的藝術和音樂評論？不知道。這麼多不知道，很明顯，建設西九龍文化藝術區的條件尚未成熟。

紐約有《紐約時報》的音樂、文化、歌劇、文學版；倫敦的《泰晤時報》、《獨立報》、《每日郵報》等報也有音樂、文學、歌劇版；巴黎、柏林等城市都有音樂、歌劇、文化版的報紙和雜誌，而且都頗具規模。這些城市的歌劇、交響樂演出一般都賣座頗好。香港呢？音樂、文化版也如上述，歌劇和樂隊演出最多只能演出兩三場，本港樂隊常常有六、七成觀眾。我們應如何應付這些問題？

有評論說西九龍文化區建成之後，會充滿了外國味道，不會是香港文化的展示，博物館所展覽的都是些從外國地窖堆滿了的次等貨色。西九龍的文化藝術，將會像「維港巨星匯」那樣，從外國請來的歌星，本港藝術無緣參與。評論最後說：「蔭權，事情並不是你想像那樣。你不能揮舞著棍子來命令文化，你不能以為有了土地和大量資金香港便會成為世界藝術中心。假如你想在香港發展文化藝術，你最好離開西九龍計劃，越遠越好。」

換句話來說，我們不需要曾蔭權司長心目中的西九龍文化區。


需要政府部門的支持與協調

綜上所述，香港還沒有條件擁有像曾司長鼓吹的那種西九龍文化區。曾司長先得研究落實香港文化委員會於二零零三年三月提交給董建華特首的《政策建議報告》；先要弄清楚現有文化藝術設施的運作情況，檢討得失；先要調查觀眾聽眾的喜愛、興趣，訂出培養觀眾聽眾的計劃。一如《政策建議報告》裡所推薦那樣：「政府部門應有推動文化發展的意識，加強彼此之間的協調，引動和結合民間力量，創造一個可以讓文化藝術蓬勃發展的環境。」(建議摘要第二十，頁58)。曾司長應該平心靜氣地咀嚼這段話，不要把西九龍文化建設計劃當作個人事業上的進階。

香港的確需要發展文化藝術的環境：古典音樂演出如此之頻繁，報章的文化評論一直在萎縮；流行音樂的擁躉成千上萬，有關音樂與歌詞的討論幾乎不見，黃霑因此而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有關博物館和藝術館的報導和評論只屬於小圈子行內人的事，與市民無關。凡此種種，急待政府部門的協調和推動。


國際經驗

現在再讓我們看看世界級的文化藝術都會和音樂藝術界。假如曾司長以為香港有了西九龍文化藝術區，就會像紐約和倫敦那樣，音樂劇如《貓》、《孤星淚》便可以上演三年五年？或甚至十年八年，那麼他就大錯特錯了。紐約和倫敦是美國和英國的金融與文化中心，有著美國兩億和英國五千多萬人以及世界各地與美國、英國有來往人們的支持。當我們去到紐約購買百老匯音樂劇入場券時，每個售票窗口都排著長龍；倫敦的Piccadilly售賣West End音樂劇的售票處也是如此。西九龍文化藝術區建成之後，會有類似的情況嗎？我看不會：目前自由行的人們，來港一遊的目的是購物、看風景、遊迪士尼；台灣人乘飛機來看西九龍上演的音樂劇為數不可能多，星加坡和馬來西亞的遊客就更不可能多了。

再看看國際級的音樂藝術節。奧地利薩茲堡藝術節有八十四年的歷史，近年來支出近五億港元，是香港藝術節的十倍，而演出場地都是古老的音樂廳，有的甚至是馬房改建的。蘇格蘭愛丁堡藝術節是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開始的，現在已成為國際知名、規模龐大的藝術音樂節，演出場所也都是戰前的音樂廳，最新的也有二、三十年的歷史。其他的如倫敦、巴黎、柏林、米蘭等城市，演出場所都相當古老，但並不影響這些城市在世界上的國際地位。由此可見，軟件遠較硬件來得重要，信焉！

曾司長和那些負責西九龍計劃的官員都是港英時代培養出來的技術官僚，對文化藝術既不關心，又無興趣，更一竅不通，只會以入市、拋售的手法來處理文化事物，怎能令人不擔心？

且願西九龍文化藝術區不要成為數碼港第二、維港匯的翻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