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改會刑責建議如何影響採訪報導？

　　法律改革委員會上月發表了《私隱權：規管秘密監察》 （以下簡稱《秘密監察》報告書），認為有必要引入三項新的刑事罪行，規管所有秘密監察活動，以加強保障私隱。本文集中討論這些建議刑責，如何影響新聞採訪報導。

於私人處所內進行監察

　　《秘密監察》報告書發佈時，未備有中文版，而中文摘要亦欠準確。建議中第一項罪行的原文是：「entering or remaining on private premises as a trespasser with intent to observe, overhear or obtain personal information」，即被告以「侵入者」身份進入或逗留在「私人處所」，而其意圖是觀察、偷聽、取得個人資料。所謂「侵入者」（trespasser），源自英國和香港沿用已久的其中一種侵權法 （tort），即未得到業主或租客同意，不可擅闖私人地方，否則要負上民事責任，業主或租客可向被告索償，或申請禁制令，阻止被告再闖入。今次「法改會」的建議是將帶有觀察、偷聽、取得個人資料意圖的「侵入」行為刑事化。　　

　　不過，該建議的適用範圍較細，並非涵蓋所有私人地方，而只限於訂明的「私人處所」，即以下三大類別：（一）私人住宅、（二）酒店房間、（三）醫院或護養院內病人接受治療或寢息的地方，至於這些「私人處所」的公用部份，並不包括在內。換言之，於商店、寫字樓、學校、車船、酒店或醫院大堂和餐廳等地方，未得同意而觀察、偷聽、取得個人資料，都毋需負上刑責。

　　何謂「個人資料」，並未明確界定，報告書只籠統地指出，這是以現今社會的道德和行為標準作判斷，不該被外人觀察的私人資料。

使用輔助器材取得個人資料

　　建議中第二項，不論被告當時在「私人處所」內或外，如「私人處所」內的人士，是被認定享有「合理私隱期望」，而被告使用能夠加強感應、傳送或記錄訊息的器材，其意圖是取得這些人士的個人資料，便是犯法。這建議旨在將未經合法授權的「bugging」列作刑事罪行。「bugging」一向是指安裝器材進行竊聽，但以現今科技，可廣義地指竊錄的行為。

　　《秘密監察》報告書並沒有就這類器材，作出確切的定義，但指其特質是能夠提升視聽能力至超乎正常水平，並要視乎在個別案件中的使用情況。報告書舉了以下的例子。甲在「私人處所」內，但並無任何遮擋，乙可從街外憑肉眼清楚看見甲。在這種情況下，乙即使用望遠鏡觀察甲，亦不會犯法。反過來說，假如乙必須借助這類提升觀測能力的器材，才能觀察或拍攝甲，乙就侵犯了甲的私隱。

合法監察行動及抗辯理由

　　先徵得「私人處所」佔用人同意，才進行第二類監察行動，這就不算違法。至於何謂「佔用人」同意，要視乎「私人處所」的佔用情況。不過，「私人處所」內私隱度較高的部份，如更衣室、用作寢息的房間或地方、洗手間、浴室，即使得到「佔用人」同意，一般人亦不能進行秘密監察。　

　　「法改會」不認同被告可用「公眾利益」作為抗辯理由，但《秘密監察》報告書建議，被告如符合以下條件，則可免除刑責 -- 假若他真誠、並有合理理由相信，當時發生了嚴重罪行，但執法部門不作調查或檢控，被告又無法用侵擾較少的方法搜集罪證，而需進行監察，至於其監察目的是防止或偵查嚴重罪行。這些條件反映了「法改會」的態度，它並不認同市民使用監察手法自行偵查罪案，而應作出舉報並將案件交由執法部門處理。

　　至於建議中的第三項新罪行是：未經批准，發佈從合法秘密監察行動得來的個人資料。

對調查報導影響甚少

　　《秘密監察》報告書發表後，有評論認為建議的新罪行，會不利新聞界的調查報導，這最終會損害公眾利益和知情權。本文作者並不盡同意這種說法。

　　在香港，真正的調查報導絕少。嚴格來說，調查報導多用於採訪關乎重大公眾利益、但真相很難查明的題材。在採訪過程中，記者要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研究和推敲某些問題，通常要翻閱大量文件，並需說服很多被訪者作深度訪談，抽絲剝繭地尋找答案，而這些報導很多時根本不用上偷拍、偷錄、亦毋需派出臥底或狗仔隊採訪。新聞工作者亦非警察，他們進行調查報導時，並不具備執法人員查案時法律賦予的權力。

偷拍偷錄又如何？

　　建議的新罪行，對涉及公眾利益的偷拍、偷錄採訪，影響亦不大。例子一：記者以顧客身份，到坊間的藥房偷拍、偷錄，採訪有否出售違禁葯物。藥房是商店，並不是「私人處所」，而記者亦非搜集個人資料。例子二：記者以病人身份，到診所偷拍、偷錄，查探醫生開處方時有否違法。報告書未有提到診所是否「私人處所」，但記者並非搜集醫生的個人資料。例子三：記者假扮親友到訪老人院，偷拍、偷錄職員有否虐待老人。如果記者只在大廳、飯堂、活動室採訪，亦不算犯法。不過，如果香港傳媒仿效英國小報追訪英女皇的做法，派記者應徵當僕人，以臥底方法採訪高官的家居生活，便會觸犯建議中的第一項罪行。

　　有些雜誌報章為吸引讀者，不時偷拍藝人、名人，或用狗仔隊追蹤他們。這些所謂採訪報導，很多時不但當事人同意，並且得到他們協助，當中根本不涉及侵犯私隱。不過，倘若記者未與某藝人達成協議，而是趁酒店員工清理房間時，潛入該藝人入住的房間，採訪拍攝他的私人物品，這就觸犯建議中的第一項罪行。一些傳媒近期流行用長鏡頭，捕捉藝人、名人在汽車內的動態，這亦未觸犯建議的罪行，因為車船不算「私人處所」。不過，當某藝人在住所內，又沒有協議造假，而傳媒拍攝時，因為距離很遠，憑肉眼無法清楚看到當事人，要利用特別器材才能拍到照片，就可能觸犯第二項罪行。　

　　至於用狗仔隊在街上追蹤藝人、名人，由於不涉及「私人處所」，並不受《秘密監察》報告書的建議規範。不過，「法改會」於二零零零年發表的《纏擾行為》報告書，已建議將「騷擾行為」刑事化，最高刑罰可被判監兩年。

突發新聞採訪最受影響

　　《秘密監察》報告書的建議一旦落實，突發新聞採訪最受影響。當車禍或兇案發生時，傳媒除在現場採訪，還會到醫院了解傷者情況，甚至訪問他們。記者又會到事主的居所，訪問其家人，並查看可否取得相片或日記等。一般來說，傳媒會各施各法，例如趁白天屋內只剩下老少，有些記者會哄騙他們開門，然後入內閒聊，再趁機翻拍死傷者的照片或其他物品，而絕少當事人之後會循民事途徑追究記者擅闖私人地方。記者入屋時，只要沒弄壞門鎖，沒冒認公職人員，也未帶走任何物品，便沒有違法。不過，根據《秘密監察》報告書的建議，情況就不一樣，記者以借口入屋或擅自到病房採訪和拍攝，便要負上刑責，而警方亦會介入調查。久而久之，一旦記者臨門採訪，市民便會報警，要求警員到場處理。香港的主流傳媒大多都依賴突發新聞，這種轉變將會對他們的運作，造成很大的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