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斷躍升的租金多年來都是香港中小型企業的頭號敵人。小本經營的商店因所獲的利潤追不上租金的升幅,導致停業的例子屢見不鮮。本地中小企若要站隱住腳,便必須擁有自己的物業。但香港寸土寸金,又有多少商人能支付得起呢?
同類型的情況也出現在資訊界身上。以生產DVD播映器為例,每生產一部,生產商都需要繳付約十美元的專利費,而一部最基本的產品在原材料上的成本也只需約廿元而已,換言之三份之一的成本是用作「交租」用途。另外,香港獨立軟件商的業務都以應用開發為主,而所涉及的應用大多數建基於第三者系統上,例如一套人事管理軟件的背後,是一個高效率的數據庫系統,因此它們也逃不過「交貴租」的厄運。所以獨立軟件商要成功,便須擁有自己的基礎系統。這些案例,都能反映出自主創新對香港經濟發展的重要地位。
發展創新科技曾是香港的目標
已故前柏克萊大學校長田長霖教授在一九九八年為香港未來社會發展提出多項建議,將香港發展成一個由知識帶動及科技密集的經濟體系。政府接納該建議,並撥款五十億元成立創新及科技基金及設立應用科技研究院。基金的主要任務,是全方位支持本地科研。
學者一般以河流來形容科研的過程,而把它分為三個階段:「上游科研」主要由大學承擔,目的是發掘新理論及鑽研新科技。「中游科研」主攻科技轉移(Technology Transfer),目的是把上游成果因應市場的需求轉化為產品,進行各方面的應用層面測試,務求提高產品的成功率。「下游科研」主要由企業推動,目的是把中游成果利用不同途徑推出市場,包括以產品為核心成立公司,或把產品以合理價錢出讓。
在香港,「中游科研」的負責機構又何屬呢?在二零零零年之前,由於香港在應用科研投入不高,要直接把大學研究成果轉化成產品,對中小企來說實在不易,所以政府成立應用科技研究院,幫助加快本地業界接受創新科技,提升其商業競爭能力。這大方向是無可厚非的,奈何近日應科院發生的負面新聞被傳媒廣泛報導及抨擊。在此筆者無意再落井下石,只想客觀地從另一角度來分析其因由。
從策略管理角度來分析
大部份評論主要針對應科院及政府在行政層面上的漏洞,例如偏高的行政開支、缺乏透明度的招聘步驟等。但筆者認為,問題的核心是在策略管理(Strategic Management)層面上。應科院是一間非一般的公司,它肩負著非牟利的使命,來「協助香港發展以科技為本的工業,從而提升本港的經濟競爭力」。既然如此,政府及普羅大眾該用甚麼尺度來量度它的成就呢?是否單以公司經濟表現為指標,例如:純利潤、投資回報率、回報期等?或應以科研機構的生產力為指標,例如:科技轉移的成功率、專利的數目、專材培訓的人數等等?香港人急功近利,在投資項目上往往要求高回報率及短回報期。雖然創新科技項目回報率很高,但因回報期長,所以很多香港商人都不大感興趣。基於同樣理由,市民可能會同意審計署的報告,繼而否定了應科院多年來的努力。但大家有沒有考慮過,韓國和日本等科技強國,要多少年才達到今天的驕人成就呢?
在輿論壓力下楊日昌博士被迫執「包袱」,辭去行政總裁之職。但若港府不能確定應科院表現的量度指標,把它公開,使傳媒及大眾市民認同,下一任行政總裁肯定會同樣地岌岌可危。
其實應科院並不是香港的唯一公營「中游科研」機構,去年剛成立的還有四間運作模式相近的研發中心。香港政府創新科技署於二零零六年成立了五所重點研發中心,主責從事電子、納米技術、製衣、物流管理和汽車零部件五個範疇的應用研發。應科院就是這五個中心之一,專門負責電子科技的研發,其餘四間研發中心都是政府撥款獨立運作,如應科院一樣,都是受創新科技署監管。希望有關方面能認真汲取應科院事件的教訓,適當地運用公帑,將來會否重蹈覆轍,還看我們的精英公務員團隊是否能找出問題癥結,對症下藥。
港府輕視資訊科技不智
五月,特首曾蔭權在立法會公佈了重組政策局的方案,新一屆政府將會由三司十二局組成。令筆者既大惑不解又失望的是,現有的工商及科技局將會被解體,科技發展的任務將被歸納入新組成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旗下。這意味著科技包括資訊及通訊科技,已淪為商務及經濟發展的輔助工具。換言之,香港未來資訊科技的發展將會完全受制於商務應用,難有太多創新的空間。這策略無疑是十分之短視。
港府自回歸後口口聲聲要推動經濟轉型,銳意把香港從以勞動力為主的服務型經濟發展為以知識推動的經濟。定出這個策略性目標是明智的,它除了抗衡其他鄰近經濟體系如新加坡的迅速發展外,也迎合全球經濟一體化下的發展大趨勢。要成功實踐此目標,有賴多方面的創新科技(如資訊及通訊、光電子、生物工程等)發展配合。但在這次政府架構重組的方案中,創新科技並未獲得重視,甚至在某程度上被矮化了。政府應三思,若我們採取被動態度來發展科技,香港難免很快便會被國內城市迎頭趕上,失去我們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
從另一角度分析,這次重組似乎未有好好與國家的「十一五規劃」配合。以資金投入為例,高新科技是國家重點投資的目標之一。國家設有科技部,專責策劃及統籌全國的科技發展的計劃及項目。在「規劃」中,國家透過科技部推動「自主創新」,並訂下目標立志在二零一零年躋身世界科技強國前五名之列。為支持此計劃,中央政府正持續投入資金,用在研究與試驗發展的經費支出佔國內生產總值比重,將由二零零五年的1.3%增加至二零一零年的2.0%。在香港現時同類的比重只是0.7%左右,這數目除了比不上國家的目標,也遠低於新加坡的2.2%(二零零二年)及日本的3.12% (二零零三年)。新的政策局架構缺乏科技發展的遠見,未來業界如何爭取資源與國家科研經費配合呢?
在發展資訊及通訊科技方面,國家設有訊息產業部專責為中國「振興電子資訊產品製造業、通信業和軟件業,推進國民經濟與社會服務資訊化」。反觀港府在這方面的發展卻是背道而馳不斷萎縮,由九七年成立以科技主導的「資訊科技及廣播局」降格為二零零二年半主導的「工商及科技局」,並在新一屆政府將再降格為全被動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政府如此繼續輕視資訊科技,對我們整體經濟發展是絕對不利的。
過去一年,筆者曾在不同場合提出港府設立獨立科技局的願望。從今次的重組方案看來,這願望已遙遙無期。與其繼續奢望奇蹟的出現,筆者只有退而求其次,希望在新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旗下仍能維持現狀,設有通訊及科技常務秘書處,並且由一名富有政務經驗的常任秘書長來掌管外,也設一至兩名既深懂科技又懂經濟發展的副秘書長,協助秘書長在政府內外推動以科技主導的政策。副秘書長應擁有獨立自主權,以純科學的手段及具創意的思維勾劃香港科技發展的藍圖,並配合中央政府策略,以務實及積極的態度把它落實。
同類型的情況也出現在資訊界身上。以生產DVD播映器為例,每生產一部,生產商都需要繳付約十美元的專利費,而一部最基本的產品在原材料上的成本也只需約廿元而已,換言之三份之一的成本是用作「交租」用途。另外,香港獨立軟件商的業務都以應用開發為主,而所涉及的應用大多數建基於第三者系統上,例如一套人事管理軟件的背後,是一個高效率的數據庫系統,因此它們也逃不過「交貴租」的厄運。所以獨立軟件商要成功,便須擁有自己的基礎系統。這些案例,都能反映出自主創新對香港經濟發展的重要地位。
發展創新科技曾是香港的目標
已故前柏克萊大學校長田長霖教授在一九九八年為香港未來社會發展提出多項建議,將香港發展成一個由知識帶動及科技密集的經濟體系。政府接納該建議,並撥款五十億元成立創新及科技基金及設立應用科技研究院。基金的主要任務,是全方位支持本地科研。
學者一般以河流來形容科研的過程,而把它分為三個階段:「上游科研」主要由大學承擔,目的是發掘新理論及鑽研新科技。「中游科研」主攻科技轉移(Technology Transfer),目的是把上游成果因應市場的需求轉化為產品,進行各方面的應用層面測試,務求提高產品的成功率。「下游科研」主要由企業推動,目的是把中游成果利用不同途徑推出市場,包括以產品為核心成立公司,或把產品以合理價錢出讓。
在香港,「中游科研」的負責機構又何屬呢?在二零零零年之前,由於香港在應用科研投入不高,要直接把大學研究成果轉化成產品,對中小企來說實在不易,所以政府成立應用科技研究院,幫助加快本地業界接受創新科技,提升其商業競爭能力。這大方向是無可厚非的,奈何近日應科院發生的負面新聞被傳媒廣泛報導及抨擊。在此筆者無意再落井下石,只想客觀地從另一角度來分析其因由。
從策略管理角度來分析
大部份評論主要針對應科院及政府在行政層面上的漏洞,例如偏高的行政開支、缺乏透明度的招聘步驟等。但筆者認為,問題的核心是在策略管理(Strategic Management)層面上。應科院是一間非一般的公司,它肩負著非牟利的使命,來「協助香港發展以科技為本的工業,從而提升本港的經濟競爭力」。既然如此,政府及普羅大眾該用甚麼尺度來量度它的成就呢?是否單以公司經濟表現為指標,例如:純利潤、投資回報率、回報期等?或應以科研機構的生產力為指標,例如:科技轉移的成功率、專利的數目、專材培訓的人數等等?香港人急功近利,在投資項目上往往要求高回報率及短回報期。雖然創新科技項目回報率很高,但因回報期長,所以很多香港商人都不大感興趣。基於同樣理由,市民可能會同意審計署的報告,繼而否定了應科院多年來的努力。但大家有沒有考慮過,韓國和日本等科技強國,要多少年才達到今天的驕人成就呢?
在輿論壓力下楊日昌博士被迫執「包袱」,辭去行政總裁之職。但若港府不能確定應科院表現的量度指標,把它公開,使傳媒及大眾市民認同,下一任行政總裁肯定會同樣地岌岌可危。
其實應科院並不是香港的唯一公營「中游科研」機構,去年剛成立的還有四間運作模式相近的研發中心。香港政府創新科技署於二零零六年成立了五所重點研發中心,主責從事電子、納米技術、製衣、物流管理和汽車零部件五個範疇的應用研發。應科院就是這五個中心之一,專門負責電子科技的研發,其餘四間研發中心都是政府撥款獨立運作,如應科院一樣,都是受創新科技署監管。希望有關方面能認真汲取應科院事件的教訓,適當地運用公帑,將來會否重蹈覆轍,還看我們的精英公務員團隊是否能找出問題癥結,對症下藥。
港府輕視資訊科技不智
五月,特首曾蔭權在立法會公佈了重組政策局的方案,新一屆政府將會由三司十二局組成。令筆者既大惑不解又失望的是,現有的工商及科技局將會被解體,科技發展的任務將被歸納入新組成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旗下。這意味著科技包括資訊及通訊科技,已淪為商務及經濟發展的輔助工具。換言之,香港未來資訊科技的發展將會完全受制於商務應用,難有太多創新的空間。這策略無疑是十分之短視。
港府自回歸後口口聲聲要推動經濟轉型,銳意把香港從以勞動力為主的服務型經濟發展為以知識推動的經濟。定出這個策略性目標是明智的,它除了抗衡其他鄰近經濟體系如新加坡的迅速發展外,也迎合全球經濟一體化下的發展大趨勢。要成功實踐此目標,有賴多方面的創新科技(如資訊及通訊、光電子、生物工程等)發展配合。但在這次政府架構重組的方案中,創新科技並未獲得重視,甚至在某程度上被矮化了。政府應三思,若我們採取被動態度來發展科技,香港難免很快便會被國內城市迎頭趕上,失去我們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
從另一角度分析,這次重組似乎未有好好與國家的「十一五規劃」配合。以資金投入為例,高新科技是國家重點投資的目標之一。國家設有科技部,專責策劃及統籌全國的科技發展的計劃及項目。在「規劃」中,國家透過科技部推動「自主創新」,並訂下目標立志在二零一零年躋身世界科技強國前五名之列。為支持此計劃,中央政府正持續投入資金,用在研究與試驗發展的經費支出佔國內生產總值比重,將由二零零五年的1.3%增加至二零一零年的2.0%。在香港現時同類的比重只是0.7%左右,這數目除了比不上國家的目標,也遠低於新加坡的2.2%(二零零二年)及日本的3.12% (二零零三年)。新的政策局架構缺乏科技發展的遠見,未來業界如何爭取資源與國家科研經費配合呢?
在發展資訊及通訊科技方面,國家設有訊息產業部專責為中國「振興電子資訊產品製造業、通信業和軟件業,推進國民經濟與社會服務資訊化」。反觀港府在這方面的發展卻是背道而馳不斷萎縮,由九七年成立以科技主導的「資訊科技及廣播局」降格為二零零二年半主導的「工商及科技局」,並在新一屆政府將再降格為全被動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政府如此繼續輕視資訊科技,對我們整體經濟發展是絕對不利的。
過去一年,筆者曾在不同場合提出港府設立獨立科技局的願望。從今次的重組方案看來,這願望已遙遙無期。與其繼續奢望奇蹟的出現,筆者只有退而求其次,希望在新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旗下仍能維持現狀,設有通訊及科技常務秘書處,並且由一名富有政務經驗的常任秘書長來掌管外,也設一至兩名既深懂科技又懂經濟發展的副秘書長,協助秘書長在政府內外推動以科技主導的政策。副秘書長應擁有獨立自主權,以純科學的手段及具創意的思維勾劃香港科技發展的藍圖,並配合中央政府策略,以務實及積極的態度把它落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