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發展觀與城市發展之路

　　曾蔭權連任特首後公佈第一份施政報告，內容提出了一個頗有意思的概念—「進步發展觀」，按他的說法，進步發展觀體現在「以基建帶動經濟增長」、「以活化帶動社區發展」、「以助人自助理念推動社會和諧」三個層面，而且也是施政項目的重要支撐理念。報告提出的具體施政，包括媒體以詳細篇幅報導的十大基建項目、文物保育政策、社會服務等項目，都貫徹進步發展觀的思維。細讀施政報告內容，有不少地方強調城市經濟、城市持續發展的路徑，如十大基建將創造就業，促進經濟活動，為香港經濟注入未來五至十年的經濟增長點，故經濟持續增長體現於二十五萬個額外創造的職位、創造一千億元增加值，及相等於二零零六年本地生產總值7%的經濟效益；城市發展模式朝宜居城市、創意都市等目標進發，因而推動各項保護環境措施，視文化生活、文物保育為優化城市環境的合理手段。

創意都會策略的關鍵
　　施政報告已塵埃落定，其中多項政策也蘊釀出台，沒有必要再作事後評論。但報告展示的「發展觀」並不是少數執政者的思考模式，事實上在廣泛社會層面持相類發展觀的人士和組織也不少。被傳媒標籤為特首御用智囊團的智經研究中心，較早前也提出「創意都在香港」政策建議，促請政府從培育創意人才、改造城市空間、鞏固社會組織、推動創意經濟和確立領導角色五大方向合共四十三項建議，讓香港在全球城市競爭中脫穎而出，轉化為一個創意、文化活力充沛的國際城市。創意都匯策略，事實上也是曾特首抱持的發展觀另一個演繹版本。兩者相同之處不限於就文化保育議題達成共識，又或兩者採取相同的表述語言，視創意、文化為推動城市生活、社會和經濟發展的手段，它們共同的發展觀導向一套城市發展的方程式：持續的經濟增長、城市競爭力持續提升、通過文化手段改造城市景觀和佈局、激活創意思維從而促進文化創造，為商業經濟活動注入新動力，以至通過種種文化保育措施營造豐盛的城市生活等。

　　這些發展目標本身沒有什麼爭議，市民大眾或許也深表贊同，甚至香港視野以外，國際社會乃至多個高度發展的城市也不斷強調同類的願景。例如加拿大多倫多二零零六年發表《創意城市發展策略》、日本本州中金澤市提出同類的創意及可持續城市發展議題、美國密歇根州二零零四年倡議「Cool Cities」項目、田納西州孟菲斯發展的《創意100》行動綱領、羅德島州首府普羅維登斯要爭做創意都匯、深圳以「文化立市」、北京上海要打造創意城市等多個個案，說明一股結合文化創意、城市經濟發展議題的公共政策理念正逐步形成。但同時，國際輿論也開始反省這股浪潮不足之處和相關政策的盲點，其中幾個挑戰比較關鍵，而且也是香港城市發展過程中遇到難點。

　　一、持續經濟增長的地區仍然受失業、貧窮問題困擾。二零零四年國際勞工組織發表的《A Fair Globalization: Creating Opportunities for All》揭示七十二個受調查的地區中59%財富不均的現象有所加劇。香港也不能置身事外；反映香港貧富懸殊差距的堅尼系數由一九七一的0.41增至一九九六年的0.51，而近年更增至0.52（數值愈趨向1反映差距愈大）。香港經濟自二零零零年以來（除沙士期間外）持續增長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實（二零零六年增長率是6.8%），但失業率卻由一九九零年的1.3%升至二零零五的5.6%。相關數據說明一個令人困擾的問題，即經濟增長帶來的成果並不一定讓更多人受惠，而且還未能解決失業問題。

　　二、全球化經濟使個別城市擔當更重要的角色（例如金融、商貿中心的位置更突出），甚至新興經濟領域如九十年代興起的高新科技產業，或近年受追捧的創意經濟，這些發展並沒有紓緩就對市場愈益兩極化的情況。反之，專業服務愈發達的經濟體系長期存在一批從事低技術、低收入和厭惡性行業。倡議創意城市、創意階層興起的美國經濟學家Richard Florida也不諱言，指出創意人才匯聚的地方，有所謂高端的創意階層（super creative core）從事專業、管理和創意行業相關工作，在社會底層卻有大批從事清潔、兼職傭工、保安等低端服務性行業。這種職業分工驟眼看是理所當然的，但城市專精化使這種職業分工更趨明顯、所謂專業行業與低技術行業的薪酬差距愈益兩極化，而這種結構將更持續和穩定。

　　三、城市專精化發展的論點，不斷強調「知識」是創富之本（知識型經濟論述）又或注入「創意」推動社會經濟發展（創意經濟論述），論述對象是社會階梯較上層的群體，並假設個人不斷努力、通過持續教育投資，可讓下層社群融入知識型社會或創意城市。但事實成功例子並不多見，至少所謂知識和創意的轉化，並沒有達到預期相應的社會效果；例如，時裝設計師在高度發達的時尚服裝市場找到立足之處，但沒有幾個七、八十年代紡織業、製衣業的技師可以轉型做設計師；創意城市追捧的建築師、設計師等專業人士，沒有幾個是從傳統式微行業轉業過來。這種現象說明，縱使在創意經濟高度發達的城市，要讓技術知識轉移從而使低層勞動力攀升新的職業階梯，這項社會工程面對十分巨大的困難。

　　四、城市發展到了某個階段必然碰到財富、資源（包括智力資本）分配的問題，即通過什麼制度才能讓更多人受惠經濟和文化資源的增長。自由經濟強調個人能力和市場機制達到以上效果，但上文提出的三個挑戰說明它的局限性；另一種意見強調通過稅制、社會福利制度，達到再分配的效果，但上述問題也不是單純通過增加福利或補貼資源可解決。社會輿論就發展議題的討論策略，一直採取一種二分法的思維；媒體追捧設計師如何卓有成效運用曾灶財的街頭書法、「紅白藍」塑膠袋等難登大雅的文化符號轉化為商品，但對大批源於生活和街頭巷里的民間創造性活動（如露天市集的排檔、大排檔的空間佈局、小商販營生的工具等）則視而不見。文化城市、創意城市乃至知識型社會等發展藍圖似乎一直往前推進，但從沒有往後「關懷」的視點。政治論述也只會視文化創意為公共品，是低收入人士獲得福利保障後才添加的可有可無的福利服務，這種想法跟「吃也吃不飽，不用談文化」是同樣的邏輯。這種局面或許說明城市不斷求進步的同時，社會體制也需要革新才能創造一個生存空間，讓那些被知識型專才、創意階層遠遠拋在後頭的社群，有創造所屬的文化社區和創意經濟的空間。

重新摸索回應挑戰
　　施政報告提出的發展觀及城市發展之路，事實上沒有多大爭議的地方；沒有人會反對城市發展之路需要維持競爭力、提升城市經濟和文化效益；有爭議的地方，是高度發展的城市經濟和社會環境所衍生的問題應該如何把握，通過什麼方法和制度回應發展帶來的挑戰。在這個問題上，施政報告點出了發展議題，但答案還需各界共同摸索。

　　城市專精化衍生的問題相當複雜，香港社會事實上需要摸索新的社會制度才能回應相關的挑戰。近年，歐美社會深入討論的可持續社會發展、社會創新理論、社會企業、文化／創意社群等議題，或許可提供有價值的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