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傳媒偵查報導工作坊

　　「新聞是歷史的初稿，也是歷史的源頭。那麼，偵查報導就是法律的初稿，改革的源頭。」七月中，亞太廣播發展研究所（Asia-Pacific Institute for Broadcasting Development，簡稱ＡＩＢＤ）在曼谷舉辦了一個有關偵查報導的工作坊。一連五天的工作坊，讓一班來自亞洲的電子傳媒記者，共同探索偵查報導在亞洲的發展。

菲國偵查報導促使總統下台
　　主講者是來自菲律賓、一位曾任職菲律賓偵查報導中心（Philippines Center for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的資深電視記者。不說不知，菲律賓傳媒在偵查報導的發展比鄰近地區進步，原因與他們的歷史有關。菲律賓經歷馬可斯的獨裁統治二十年， 以強權壟斷新聞，傳媒受鎮壓，記者被逮捕。電視新聞只會播出有關馬可斯的「好新聞」。物極必反，八十年代初，地下媒體開始蓬勃，新聞工作者冒險出版獨立報紙，以另類新聞暴露馬可斯政府的問題，亦藉此壯大了菲律賓的民主運動。一九八六年，馬可斯下台後，新聞自由得到釋放。記者可以自由地寫，而不用擔心被審查、被監禁。不過，釋放出來的自由很快就走向另一個極端。媒體之間的競爭，記者本身對操守認知的不足，令菲律賓社會開始質疑傳媒濫用新聞自由，並對傳媒的公信力失去信心。

　　當時，一班新聞工作者意識到，每天流水作業式的新聞報導難以提供一個良好的環境給記者進行深入報導。很多時，為了趕新聞，一些未經查證的報導也會刊出。而傳媒企業老闆的個人取向及與外界的利益關係，有時亦會限制了報導的編輯方針。這班記者，經歷過傳媒被戴上口罩的日子，深深明白到社會需要傳媒擔當監察的角色。為此，他們於一九八九年成立了菲律賓偵查報導中心（ＰＣＩＪ）。這是一所獨立於傳媒的機構。偵查報導中心聘用幾位專門負責偵查報導的記者，另外，其他記者如能提交詳細的偵查報導計劃書，中心亦可批款協助他們進行偵查報導。偵查報導得出的結果，偵查報導中心會向全國傳媒發放。

　　菲律賓偵查報導中心最具代表性的偵查報導，是在二零零零年揭發當時的總統埃斯特拉達（Joseph Estrada）原因不明的財富。該項調查歷時近一年，共 五名記者、三名資料搜集員，以及大約十二名實習人員參與其中。引發調查的展開，是因有謠言傳出總統正為他的情婦建造一所高級洋房。偵查隊先從總統和他家族自組的公司開始調查。他們翻查公司名冊，把各方的資料整合，最後發現埃斯特拉達和他的家人組成了六十六間公司。另一方面，偵查隊嘗試查探總統為情婦建造住房的地點，由於記者甚至不知道總統以什麼姓名註冊有關物業，他們找到建築師、室內設計師、承包商、屋頂瓦供應商、鄰居，甚至警衛去打探有關的消息。最後調查發現總統上任兩年多來，增添了十七棟房地產，大多數是總統親信的名下或以空殼公司擁有。這些房子的法律文件都是透過一間律師事務辦理，房子亦是使用同一個承包商和項目經理建造。

　　總統埃斯特拉達對傳媒向來有介心，事實他亦曾以各種方式反擊媒體的批評，包括迫使一間報館賣給他的一名親信。幸然，當菲律賓偵查報導中心準備公佈第一份調查報告時， 總統正捲入收授非法賭博活動賄款的醜聞，社會渴求了解更多有關埃斯特拉達貪污的新聞。報告發表後，有更多知情人士向偵查報導中心提供線報。最後，事件更促使埃斯特拉達下台。

記者鍥而不捨的精神
　　在工作坊，講師娓娓道來她參與這次偵查報導的經過，聽得我們這班參與工作坊的記者津津樂道。相信每位記者都希望有機會發表揭露制度漏洞或社會黑暗面的偵查報導。參與這次工作坊的記者不少是來自金邊、汶萊、印尼、馬來西亞等新聞相對封閉的國家。他們都慨歎在自己的國家難以進行偵查報導。來自馬來西亞的記者表示，他曾拍攝到警察在街頭收授金錢的片段，但是編輯部因擔心有關片段播出後可能影響警隊形象而沒有播出。而來自印尼電視台的新聞主播則表示，由於自己來自政府電視台，又是公務員，就是向官員提出一條尖銳的問題也很難；不過有趣的是，這位主播在工作坊的模擬訪問官員的練習中就問了一條最尖銳的問題：「你是否貪污？」，贏得全場的掌聲。

　　歸根究底，追尋真相是記者的天職，雖然身處不同國度、面對不同的規限，但是對於新聞工作的原則，大家都有共同的理解，而且亦是朝著這些原則進發，只是步伐未必相同。來自汶萊的記者，就用了一個頗具創意的手法去發掘新聞真相。有一回，村民向他們的電視台投訴垃圾管理的問題，當地的官員向來對新聞界的查詢愛理不理，記者為了得到回應，竟然想出在蘇丹向公眾握手的時候，遞上便條給蘇丹。蘇丹收到便條後，竟然安排落區巡視。當然一眾傳媒都能拍攝蘇丹王巡區的片段，但是這位汶萊記者就能獨家訪問提出問題的村民，完整地把整個故事報導出來，寫出一篇與別不同的新聞。雖然汶萊記者發掘到的不是驚天動地的新聞，不過記者鍥而不捨的態度、希望解決問題的決心，這正是偵查報導的最根本精神。

放眼香港重新反思
　　相比起鄰近的亞洲國家，香港慶幸已是一個成熟的社會，擁有良好的機制，記者不需要擔當警察、法院，甚至議會的角色。但是倒過來想，安逸的環境是否令香港的記者疏懶？一篇偵查報導背後，需要花長時間和資源進行追蹤，記者，甚至傳媒機構往往要承擔巨大風險；在香港，偵查報導不成氣候，是因為香港沒有偵查報導的素材？還是在新聞娛樂化的情況下和新聞即食文化的環境下，無法提供合適偵查報導的土壤？另一方面，我們的社會又如何對待不平嗚的事件呢？若果受影響的人不願意站出來，知情的人士為明哲保身，要進行偵查報導更是難上加難。

　　偵查報導常用的採訪方法，包括類似狗仔隊式的跟蹤拍攝、喬裝，或是通過統計分析、化驗等，揭露問題的真相。工作坊亦用了不少時間討論一些有關偵查報導的道德問題，例如：保護資料來源、侵犯私隱等。

　　五天的工作坊所聽的理論並不是什麼新知識，但是這次機會正好讓我們這班工作多年的新聞工作者停下腳步，重新反思。偵查報導最可貴的地方是傳媒無懼權貴、不會因政府或某些人的利益而改變立場，堅持調查真相，使大眾對社會有更深刻透徹的認識。雖然揭發式的偵查報導不是常有，但是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是應當時常提醒自己，多發掘一些呈現社會問題及推動社會改革的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