恪守求真原則 —「第六屆普立茲新聞獎得主工作坊」後記

　　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新聞系主辦的第六屆普立茲新聞獎得主工作坊，經已於 2014 年10月27日至11月1日舉行。今屆工作坊邀請到七位普立茲新聞獎得主來港演講及授課，他們分別是：

• David Boardman—美國賓夕凡尼亞州費城天普大學媒體與傳播學院院長，曾為《西雅圖時報》執行總編輯及高級副總裁。在他的領導下，《時報》曾奪得2010年普立茲突發新聞獎及2012年普立茲調查報道獎。
   
• Chris Hamby—2014年普立茲調查報道獎得主，他的得獎作品揭露美國一些律師和醫生操控制度，導致患黑肺病的媒礦工人得不到賠償，報道成功促使相關部門立法補救。Hamby現職於美國Buzzfeed網站。
   
• Anne E. Kornblut—《華盛頓郵報》前資深編輯，負責斯諾登揭露美國國家安全局監控計劃報道的主編，該系列報道獲得2014年普立茲公共服務獎。Kornblut現正於美國史丹福大學參與奈特新聞學人計劃(Knight Journalism Fellowship)，研究網絡新聞的未來發展。
   
• Kurtis Lee—2012年美國科州奧羅拉市(Aurora)發生戲院槍撃案，死傷嚴重。當時《丹佛郵報》幾乎總動員採訪事件，Lee於現場作網上即時報導，該報憑有關報道獲得2013年普立茲突發新聞獎。Lee現於《洛杉機時報》工作。
   
• Ewen MacAskill—英國《衛報》國防及情報通訊員，有份參與揭露美國國家安全局大規模監控計劃的報道，曾經來港採訪踢爆該計劃的靈魂人物：斯諾登。《衛報》美國版憑該系列報道奪得2014年普立茲公共服務獎。
   
• Steve Sack—《明尼阿波利斯明星報》(Star Tribune)駐報社論漫畫家、2013年普立茲社論漫畫獎得主。Sack繪畫政治漫畫超過30年，普立茲委員會盛讚他的創作多元化，並運用巧妙的構思，清晰表達對當前社會問題的觀點。
   
• Inga Saffron—《費城詢問報》(The Philadelphia Inquirer)評論員，2014年獲頒普立茲評論獎。她的專欄主要探討費城的城市發展議題，內容融合專業知識和公眾情感，而且簡單易明，更曾經影響當地的城市規劃政策。

　　工作坊的開幕典禮由浸大校董會暨諮議會司庫許陳多琳及行政副校長暨秘書長李兆銓主持，七位普立茲新聞獎得主隨即參與公開論壇，就主題「公眾知情權與國家安全」展開討論，現場座無虛席，不少師生踴躍提問，氣氛熱烈。

網絡年代 記者也要保護自己

　　2013年中，《華盛頓郵報》、《衛報》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前僱員斯諾登提供的機密文件，披露美國國家安全局多年來秘密地在全球大規模收集網絡數據，多家搜尋網站巨擘、社交網站及科技產器公司遭入侵竊取網民資料，連外國領導人的手機也在監聽之列。有關報道震撼全球，更觸發侵犯私隱、網絡自由和安全、監控行動的正當性等連串爭議，這場風暴至今仍未平息。

　　斯諾登洩密事件反映華府的竊聽行動無處不在，無孔不入，記者、編輯都有可能被監控。這個赤裸真相自然在新聞界掀起一陣騷動，同時為新聞人帶來許多思考的機會，例如如何處理觸及國家安全的題材及資料、怎樣保護消息來源、如何權衡國家安全與公眾利益等等，這些議題也成為今屆工作坊的討論焦點。

　　跑政治新聞經驗豐富的Ewen MacAskilly認為，政府為反恐、打擊國際罪行而蒐集情報是必須的，但是目標性監控與大規模監控是有很大差別。他指出，過去20年科技急速發展，使竊聽、監視行為變得更容易，「即使你關上手機，仍然可以被監聽。」惟當前問題是法例、司法制度沒有與時並進，未能充分發揮監察作用。為避開監控，Ewen MacAskilly現在會跟受訪者面對面做訪問，使用筆和紙做筆記，「謝絕」科技工具。他提醒，記者必須使用有加密功能的電郵，否則會是一個「瘋狂」的行為。

　　在《華盛頓郵報》工作期間，Anne E. Kornblut負責監督主力政治、國家安全報道的部門，不時接觸到牽涉政府機密的消息來源。她認為，斯諾登把華府的監控能力曝露於人前，有可能令消息人士噤聲，不再向記者爆料，新聞界因此更加要小心保護消息來源。她分享了《郵報》的經驗，指記者會使用可隨時丟棄的預繳式手機(Burner Phones)，近期報社增設一個名為SecureDrop的加密系統，供消息人士提供訊息、檔案之用，他們又鼓勵記者使用網絡軟件Tor，以匿名身份瀏覽網頁及溝通。她相信，記者親自與消息人士見面，始終較其他方法安全。

堅持挖掘真相 作紮實有力報道

　　七位普立茲獎得主不單參與論壇，還主持了合共13場公開講課及課堂分享，題材廣泛，包括調查報道、改革新聞機構、新聞報道手法趨勢、撰寫評論、突發新聞與科技、政治漫畫家面對的威脅、美國槍械文化等等。

　　調查報道記者Chris Hamby的得獎報道耗時一年完成，他訪問了多位遭受黑肺病折磨的媒礦工人，翻查數以千計複雜艱澀的醫療檔案和法律文件，並根據分析資料建立一個數據庫，終於揭發媒礦公司與醫生、律師合謀隱瞞礦工的病情，逃避賠償責任。他認為，做調查報道需要有堅持的精神，記者也要懂得求助他人，「去認識可以幫助你找到所需資料的人。」

　　Chris Hamby的調查故事通常始於一個假設、一個問號，然後分析證據，逐步挖掘出答案，「別理會支持(你的)假設的資料，去尋找那些反駁的資料。」這樣報道便會紮實有力，站得住腳。David Boardman認為調查報道記者須「與眾不同」，「其他人堆在這邊採訪，你就往另一邊。」他不贊成以卧底、竊聽等手段獲取資料，相信記者與消息人士打好關係，是做調查報道會的要訣，「如果你能夠保護消息來源，總會有好人願意幫助你。」

　　新聞工作爭分奪秒，網絡和通訊科技，使記者時時刻刻都可以發布新聞消息，速度彷彿成為衡量新聞機構競爭力的指標。跨媒體記者Kurtis Lee憶述報道科州嚴重槍擊案時，消息太多太亂，自己也曾轉發錯誤訊息。他深信新聞的準確性比速度更為重要，這也是記者必須恪守的原則，「我寧可做『第二快』，也不要報道內容出錯。」

　　曾經是駐東歐及前蘇聯通訊員的Inga Saffron，把記者的靈敏觸覺及現場採訪的技巧，融入個人評論寫作之中，她的評論對象不只限於費城的新建築，著墨更多的是探討政治、金錢、市民和城市發展的關係，「建築是政治過程結果的實體表現。」Inga Saffron形容自己是翻譯員，把專業知識「翻譯」成為普羅大眾都能消化的文字，藉以開啟一個起點，使他們能夠參與討論過程。

　　穿尿布的奧巴馬、把火箭套在頭上的金正恩都是Steve Sack筆下諷刺的人物，但他指出，在全球很多地方，繪畫政治漫畫可以是一件危險的事情，很多漫畫家在創作過程經歷極大困難，例如遭受審查、恐嚇、監禁甚至死亡。他根據漫畫家權利國際網絡(Cartoonists Rights Network International)的紀錄，分享全球各地不畏打壓的勇敢例子。

　　普立玆新聞獎得主工作坊於2007創辦，每兩年邀請6至8位得主到校園進行為期一周的學術交流活動，目的是藉著與得獎者的互動交流，提升本港新聞教育水準，拓寬本地及大中華新聞工作者的視野，以推動「新聞卓越、貢獻社會」為己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