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躲貓貓」與新聞控制的「升級版」(Control 2.0)

　　筆者曾用「3C」描述中國傳媒現狀，即：Control (控制)、Change (變化) 和Chaos (混沌)。當下依然。「黨管傳媒」未有鬆動，但商業化和互聯網正深刻影響傳媒生態。「改變受到控制，控制亦在改變」，局面更為混沌。

　　二零零九年二月八日，關押在雲南省晉寧縣看守所的李蕎明意外受「重度顱腦損傷」而亡。警方稱：李是與獄友在放風時玩「躲貓貓」(即「捉迷藏」) 時，遭獄友踢打，不慎撞牆。這類「意外死亡」時有所聞，多與刑訊逼供有關。「躲貓貓」新聞被報道後，網民蜂起質疑，認為被嚴格監管的犯罪嫌疑人不可能「躲貓貓」，遊戲喪生更匪夷所思。一時間，「躲貓貓」在網上的熱度迅疾騰升，位居Google熱詞榜「上升最快的關鍵詞」之首，堪比上一年的「俯臥撐」。

　　「俯臥撐」出自貴州 「甕安事件」。二零零八年六月，一名女生被發現死於河中，警方認定「自己跳河溺水身亡」，死者家屬不滿，疑為姦殺，召數百人遊行，導致嚴重警民衝突。警方報告提及現場證人某男生口述，稱其在女生身亡前正在做「俯臥撐」，當做到第三個時，女生大聲說「我走了」，便跳入河中。這則報道引爆了「俯臥撐」這個暗示「性」與「暴力」的詞語。對於女生的死因，迄今沒有令人信服的結論。而「俯臥撐」充斥網絡，暴露了政府公信力的缺失。
中國大陸正處於官民對立尖銳時期。貴州當局遭遇的危機，今年二月在雲南重現了。

宣傳部出奇招
　　然而與貴州不同，雲南當局在網民借「躲貓貓」冷嘲熱諷，群起宣洩對警方乃至政府的不信任時，出了一個奇招。據稱「為了平息社會輿論的質疑，滿足社會公眾的知情權」，雲南省委宣傳部公告徵集網民和社會人士，進入晉寧縣看守所，力求「最大限度地還原真相」。

　　此舉既出，網絡沸騰。傳媒管制者直接與網民聯手，而調查監督的對象竟然是警方。有人肯定雲南省委宣傳部尊重網絡民意，更多的人則質疑，在既無司法獨立也無新聞自由的現實環境下，幾個奉召調查的網民，真能發現真相？果然，進入看守所的調查團，無法調看監控錄像及會見當事人，只能聽取晉寧縣警方和檢方介紹，調查團無功而返。

　　不過，正當輿論廣泛批評當局在掩蓋真相時，雲南省司法機關卻迅速通報了「躲貓貓」事件的最新調查結果：「李蕎明系被看守所內牢頭獄霸以玩遊戲為名，毆打致死」。儘管這樣的說法依然不能令人完全信服，但縣警方與檢方此前的調查結論被推翻了。

　　顯然，「躲貓貓」事件中強大的輿論壓力和省委宣傳部的奇招，推動了司法調查。但是，對「網民調查團」及其組織者的異議並未止息，對中國法制現狀和新聞傳播現狀的追問，被這個一波三折的事件所觸發。

保有真相的制度條件
　　在香港，在英美，當局會組織「網友調查委員會」去 一起調查命案真相嗎？在法律專家看來，這絕無可能也極不嚴肅，恰是國家司法公信力低下的寫照。

　　「他們不具有調查案件的合法身份，也不擁有類似檢察部門那樣的合法公權力，因此沒有調查結論才屬正常」，法律專家蕭瀚認為，網友能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參與調查，這意味著原本缺乏社會監督的司法過程有了一個向大眾開放的基本心態。然而，這一意義也不必過於高估，在特定情形下甚至需要警惕。(蕭瀚：《權威與真相》，《財經》雜誌二〇〇九年第五期)

　　蕭文從法律角度，論證新聞自由的不可或缺，認為司法獨立、偵查公開 (偵查階段律師即可介入) 及新聞自由這三項制度條件，是一個社會保有真相的前提條件，而中國正缺乏這樣的基本制度，導致公權力喪失其公信力與權威性，「說什麼都沒人信」。

　　有網絡，有虛擬世界的眾聲喧嘩，甚至有狂潮般的「網絡民意」，不等於有新聞自由。匿名隱身的萬千網民，在創造「躲貓貓」一類隱語或進行「人肉搜索」時，咄咄逼人。但在殘缺的制度環境下，孤軍突出，現出真形時，則不但虛弱無力，還遭同類相殘。昆明的幾位網民進入看守所後空手而歸，便受到網友討伐，被認為在幫政府做騷，是被這次行動的組織者伍皓操弄的工具。

值得觀察的新聞官伍皓
　　伍皓是雲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一省之內最高層級新聞官。這位還不到四十歲的年輕新聞官頗不尋常。「躲貓貓」事件發生後，他聲稱想「盡快地揭示真相、發現真相、探索真相、呈現真相」。伍皓的奇招顯然得到省委領導的首肯，他在自己所在的QQ群中發佈消息，以省委宣傳部的名義組織網友調查團。調查結果出來後，他以一個網友的身份說「我也不解渴」。面對公眾質疑，他甚至公佈自己和網友聊天的記錄，訴說初衷。

　　中國傳媒人還沒有遇到過這樣的管制者。然而細看伍皓的經歷，一切似又順理成章。在發生「躲貓貓」事件的僅僅三個多月前，他還是一名記者。他曾常駐西藏，後到雲南，官至新華社雲南分社常務副總編輯。汶川地震發生後，他第一時間飛赴災區，參與了對新華社前線記者的指揮。新華社有關堰塞湖搶險的多篇現場報道，出自其手。他受到黨的信任。作為前北京大學學生，伍皓親歷過「八九．六四」，但和走出體制、挑戰體制的許多同齡人不同。他曾作為優秀學生，兩次接受中共總書記江澤民接見。擔任黨媒體記者後，他恪遵「輿論導向」，積極撰寫「正面報道」。但他也有多篇報道鼓吹黨自身的改革，特別是新聞改革，例如：《雲南：新聞媒體輿論監督納入「行政問責」依據》、《雲南：突發事件不「捂蓋子」》等等。零八年，他參加了對雲南「孟連事件」的報道，對官民衝突印象深刻，提出該事件應該促使官員反省。
「躲貓貓」事件發生後，伍皓做客雲南網，坦陳這次組織網友調查，就是要改變以往宣傳部門面對公共輿論事件時「拖」、「堵」、「刪」、「等」的常規做法。一些網友發現伍皓洩露了傳媒管制的 「天機」，如「宣傳部門還擁有一定的指揮媒體權力，我們可以讓所有的媒體都收聲」、「我們把網上不利的，或者是負面的言論見一條一條刪掉」。

　　伍皓說：「我也算是一個改革者」。他的改革理念，和中國傳媒人追求傳媒獨立理想顯有差異。然而，他所展示的改革思路，值得關注。這是在維護「黨管新聞」絕對權威的前提下，對現行管制方式的修補和刷新。而且，有越過制度設計，直接操控民意的傾向。
　　中共當前的迫切需要，是「維穩」(維持穩定)、化解衝突、避免社會危機爆發。為此，十分需要「控負」(控制負面報道和輿論)，掌握傳播主動權。由此觀之，伍皓實有功於政府。雲南省委宣傳部的奇招，使他們沒有重蹈甕安事件覆轍。他們依然是在控制，手法卻是欲擒故縱，請君入甕，邀請網友走到前臺，以此對激烈的網絡輿論釜底抽薪。伍皓的做法客觀上推動了司法調查，弱化了網絡上借「躲貓貓」對政府的嗆聲。Google的關鍵詞訪問量統計顯示，零九年「躲貓貓」傳播烈度的高峰，大大低於零八年的「俯臥撐」。
　　種種跡象表明，當局對中國傳媒的控制，「版本」正在升級，目前的管制，可稱為「Control 2.0」。 對這一變化趨勢，我們將持續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