悖境中的中國傳媒

　　中國傳媒正在有序和無序中艱難地探索著。中國民間對官方傳媒的不滿已經公開化，官方管制傳媒的傳統模式已經失效。值得慶幸的是，政府反覆高調宣示保障新聞自由。

中國傳媒壓力激增
　　中國傳媒面臨的輿論壓力激增，而且越來越公開化。二零零九年一月和三月，凌滄洲等人發表了《抵制央視，拒絕洗腦》和《再見！宣傳與謊言》兩封公開信，譴責中國的「喉舌們」。這些啟迪民智、鼓舞人心的號角，刺破了新聞界與學術界沉悶的氛圍。

　　二月九日（元宵節）央視新樓發生大火後，有線民調侃說，「做人不能太CCTV啦！否則，躲得過初一，也躲不過十五！」。此類黑色幽默反映出央視不得人心。「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張國勇、宋春麗等高調評議「央視大火」，贏得民間齊聲喝彩。

　　除了混淆新聞與宣傳、頑固堅持洗腦政策，中國媒體人的專業素養下降更讓媒體飽受詬病。在市場經濟環境下，部份媒體和新聞人為了私利而放棄專業操守，甚至敲詐勒索。在中國煤炭大省山西，假記者遍地行，連街頭小販都敢說自己是記者。每有礦難，真記者和假記者一起排隊領「封口費」。

　　二零零八年七月十四日，河北省張家口市李家窪煤礦發生特別重大事故，造成三十五人死亡、一人受傷。事後礦主買通了記者與某些政府官員，瞞報事故達二個月之久。類似事件在中國屢見不鮮，最典型的是三鹿毒奶粉事件中部份中國媒體的惡行。

　　早在二零零八年七月就有記者獲得了可靠資訊，卻因媒體「自律」未能公開報道。在記者簡光洲點名報道「三鹿」前，其他媒體都只用「某品牌」代替。有毒產品曝光後，三鹿公司通過投放廣告，要求媒體不報道，同時網站搜索刪除負面消息，阻止公眾獲取資訊。

　　由此可見，中國的部份媒體和新聞人已經淪為危害公眾利益的幫兇。中國民間流傳的「防火，防盜，防記者」並非空穴來風。正如香港大學中國傳媒研究計劃主任錢鋼所說，「從前的記者主要受政府領導層監控，現在記者最大的威脅，往往是大商家。」

傳統管制宣告無效
　　中國傳統的新聞管制手段就是選擇性傳遞對官方有利的資訊，而嚴格控制不利的資訊傳播。一句話，完全混淆了新聞與宣傳。其結果之一就是官方新聞媒體的公信力持續下降。二零零八年我們在某省的調查表明，47.4% 的受訪者對當地媒體評價一般，26.3% 的受訪者對當地媒體不滿意。二零零九年我曾對一 百二十九人的訪談顯示，根本不相信中國官方媒體的佔 17.8%，半信半疑的高達 47.3%，基本相信和完全相信者僅佔 34.9%。分析表明，從事新聞與傳播學研究與實踐的受訪者對中國官方傳媒的評價低於平均水準。換句話說，「業內人士」最不信任傳媒。調查還顯示，經常與親朋好友談論時政的受訪者對傳媒的評價較低。社會交往已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新聞媒體的正面影響力，社會上已經形成質疑官方媒體的輿論氛圍。

　　傳播學上的「期望違背理論」（Expectancy Violations Theory）說，人們在社會交往中總是帶著期望。當期望被違背時，人們對資訊本身的注意力就會下降，而對導致此違背現象的原因格外關注。受眾對媒體越失望，對限制媒體的各種因素就越不滿。傳播學者把這種社會心理現象稱為「喚起」（arousal）。

　　根據「相互依賴理論」（Theory of Interdependency），人們在社會互動中總是尋求最大投資收益率。由於互動各方擁有的「權力」不同，社會互動以不同的交換模式進行。根據John Thibaut和Harold Kerry的理論，受眾希望從傳媒中獲得客觀、多元、可靠的消息。當意識到他們現有的「權力」無法提升傳媒表現時，受眾很可能會選擇遠離中國傳媒而轉向非常規資訊系統（境外傳媒或小道消息）。

　　這種媒體生態容易催生出三種現象。一是「破網」軟體受歡迎。目前，國內的很多民間意見領袖都能自由登陸境外新聞網站。二是「迴旋鏢效應」。中國人向境外媒體和組織「投訴」中國，加深了西方人「中國人都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的印象，進而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中國政府改善其國際形象的努力。三是「草泥馬」現象。當「河蟹」、 「燒餅」等密碼語言在網路上流行時，管治者的形象已經受到傷害，政府的資訊管制事實上已經失敗。

　　不僅如此，中國的民間意見領袖們還將官方媒體的新聞宣傳與社會現實進行比對，並將中共現行的新聞政策與其在野時（未執政）的政治主張進行對照，巧妙地批判中國現行的新聞管制政策，揭露官方媒體的惡行。

改革之路崎嶇漫長
　　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日，胡錦濤在人民日報社視察時提出了輿論引導的五點建議，其中提到「按照新聞傳播規律辦事」。汶川大地震發生後，溫家寶總理強調要以「開放、開放、再開放」的態度對待境外記者。這說明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已經初步意識到了中國媒體政策存在偏差。

　　經歷了「三．一四」拉薩騷亂和北京奧運會後，中國政府已決定推行國家公關戰略，爭奪國際話語權。但筆者以為，如果中國的新聞制度和新聞理念不能與時俱進，「新聞記者的採訪權、批評權、評論權、發表權」得不到切實保障，中國傳媒仍難以突圍。

　　事實上，中國新聞體制改革尚未進入政策議程。北京奧運會的成功舉辦說明，國際壓力無法改變中國新聞體制。而國內呼聲則無法有效上達：官方管道不會如實上報傳媒現狀和民間呼聲，民間要求因缺乏可靠的「傳輸帶」(transmission belts)而大多存活於社會層面。

　　體制內的學者們還在努力維護現行新聞制度，據說「上網實名制」就是某傳播學者的建議。從憲政、人權高度的政策宣導讓當局十分警惕，而新聞與傳播學界尚不具備宣導重構政治傳播系統的膽識或能力。中國的新聞體制改革之路依然崎嶇漫長。

　　為適應劇變中的傳媒生態，中國已決定建立「中國電視新聞直播聯盟」和國家網路電視臺，CCTV《新聞聯播》也將首次建立正式完整的評價體系。中國政府正試圖通過自救措施提升對國內外輿論的影響力。事實上，中國新聞界、學術界早已開始了相關理論探索，《青年記者》雜誌就經常發表一些頗有見地的分析與建議。

　　中國政府還亟需建立「政治正確和技術正確同等重要」的理念。無論是管理層面還是業務層面，過度強調「政治正確」而忽視「技術正確」的做法害黨誤國。二零零八年留給我們的教訓是，只有愛國熱情是無力改善中國形象的。中國必須重用更多具有國際視野的專業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