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廣播如何打造香港的公民社會

　　公共廣播服務檢討委員會在六月下旬舉行了一個國際論壇，聽取多名海外專家對公共廣播的管治模式及財政來源兩方面的意見。委員會主席黃應士事後強調，香港電台將來不能單純套用外國某一種模式。畢竟亞洲及西方各國的公共廣播系統各有強弱，未必完全適合香港的情況；而且這些國家的公共廣播體系在自己的國家面對不同程度的改革壓力，可見俱有未盡善之處。　
　　香港的公共廣播不能將外國模式生吞活剝，另一原因是本地的公共廣播過去的發展徹頭徹尾是一種政治化下的產物，政治化產品難以用非政治方式解決而毋須考慮其政治後果，若是硬套用其他地方的經濟或文化模式，似乎未能因應香港公共廣播的特殊狀況；但近半年有關公共廣播的檢討主要參考西方同類機構的發展方向，而較少採取公共廣播對本地社會及政治環境的獨特價值作為論述角度；特別對推動公民社會的發展上，公共廣播過去其實一直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但整體討論上卻較少提及，主要原因也許是本地公共廣播的檢討，主要聚焦於西方公共廣播近年困擾的課題，如在多媒體的環境角色受到質疑，以及經費不足等考慮，這些問題在香港固然存在，但都是較次要的課題；這與西方對公共廣播的檢討，多出於經濟因素及社會效益，很少將政治因素放在較高的位置有關；此外，西方國家的學術討論較少涉及公共廣播與公民社會的關係，原因是他們毋須依賴其公共廣播服務公民社會，因大多數擁有公共廣播系統的國家，都存在自由民主的體制，其公民社會的發展早已與政治制度建立緊密關係。

特殊的媒介與政治形態　
　　無論回歸前或後，政治議題始終是香港公共廣播的首要考慮，這情況是香港獨有的；過去就香港公共廣播服務的討論，幾乎一面倒強調它的政治獨立性，在先天欠缺一個民主化制度的社會，令本地公共媒體被賦予一個較西方伙伴不同的政治角色，主要體驗在推動公民社會發展上。民主國家的政治體系的特色是有充份的代表性，反映不同的聲音，而議會是政策決定最重要的角力場所，媒介最能影響政治的時間主要在選舉期間。但香港傳媒對政治的介入卻很不一樣，自由度極高的香港傳媒一直扮演一種重要的「代議功能」，對重大的社會事件很容易形成強烈的民意，令先天欠缺民主認受性的政府必須要依賴媒介的平台搜集民意、並要迅速作出回應，以增加管治的效率與威信；過往董建華年代因為忽視民意集結的力量，將基本法廿三條強行立法，導致五十萬人上街的震撼場面。
　　香港雖然沒有民主社會的獨特元素，尤其欠缺一個有意義的選舉制度，但香港卻擁有一個相對獨立有力的媒介系統，令民間社會可以通過媒介發聲，表達訴求，代表香港市民的民間社會可在特區政府及中央政府以外，獨立發聲表達意見。這種特殊的媒介與政治形態，源於一國兩制過渡期的政治；而本地公共廣播對建構代議政治的傳統尤其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這是其他國家公共廣播系統難以提供同樣的發展藍本或參考架構的，因此香港的公共廣播反而可提供另一個發展模式，有別於主流的西方地區。

香港公民社會的發展
　　公民社會的特色是市民對社會有一種自發性的投入，透過個人或群體方式，對社會有不同程度的參與。但這種參與並非自然出現的，像七、八十年代當時流行的政治文化稱為「政治冷感」，難以想像二十年之後會轉化為「政治敏感」。　
　　到底甚麼因素令香港市民改變對政治及社會的態度？香港電台在此又扮演甚麼角色？
香港的公民社會發展大抵起源於六十年代後期及七十年代初的一系列社會改革運動，但當年這些運動都是以大學精英帶動的小眾運動，傳媒絕少介入，更遑論廣大市民。但若追溯媒介推動公民社會之始，香港電台肯定扮演一重要角色。五十年代的香港電台，仍是殖民地政府的喉舌，一度還隸屬於政府的公共關係部門；六七年暴動之後，殖民地政府明白到要提高市民的本土意識及對社區的歸屬感，因此通過傳媒，特別是增撥資源給香港電台，令它增加節目製作量，以照顧不同社群的需要，例如特別為漁民、農夫、失明人士以及待業青年等製作節目，令他們增加對殖民地政府政策的了解，從而增強社會的凝聚力。　
　　殖民地政府對公共廣播的重視從六、七十年代多次搬遷及設備擴張可見一斑，當然，政府善用公共廣播明顯亦與廣播媒體的普及和影響力有關。七十年代可謂是公共廣播擴張及作跨媒體發展的年代，電視節目令香港電台的公共性深入民心，七十年代初製作的《奉告》、《警訊》等，可以視為官民溝通的橋樑；與此同時，殖民地政府亦逐步讓港台擁有編輯自主，因而湧現一批諷刺時弊、反映小市民心聲的節目，如《針鋒相對》、《獅子山下》等，以及批評時政的節目如《鏗鏘集》等。這類節目由於針對小市民的需要，令公民意識得到覺醒，遂成為港台代表作。

民間社會監察政府　
　　若七十年代是本地公民社會的奠基期，八十年代可以說是成長期，中英談判及聯合聲明的簽署亦為香港電台帶來靜默的革命。香港要回歸令港英政府有壓力為一手扶植的公共廣播服務尋找出路。過渡時期香港社會需要媒介作為代言人，因為中英談判不容許有「三腳窗v存在，但社會確需要有渠道反映中英爭拗下香港人的看法，這種政治氣氛下助長傳媒的獨立性；另一方面，預備撤退的英國政府在回歸前由壓制性趨向懷柔管治。八十年代中，港英政府是「跛腳鴨」政府，為了提高它的認受性，主要通過兩個手段：提出開放政制「八八」直選，另一方面是讓已經充滿民間氣息的香港電台走向獨立。八六年的廣管局檢討報告便提出有關建議，但可惜「八九民運」之後中英爭拗加劇，中國對英國的猜疑令港台不能如期獨立。但顯然港台發展的路向，早已為獨立鋪路，已超越一個政府部門的職能；像在節目安排方面，八十年代開始刻意提高民間社會的自覺性，凝聚一種輿論壓力，例如開放廣播平台聆聽公眾的意見等，令香港電台雖無公共廣播之名，卻擁有公共廣播之實。
　　回歸之後，這種站在港人立場、讓為市民發聲的言論自由傳統以及凝聚民間社會力量的能力，繼續成為香港電台的文化資產，甚至成為抗衡特區政府壓力的政治資本。如對特區政府政策失誤的批評等，顯示香港電台是站在民間社會那一邊，亦與民間社會的訴求作出呼應。特區政府忌憚這股民間力量，不用政治力量打壓港台，而是透過經濟手段向港台施壓，以動搖群眾的支持度；但可惜香港電台與民間社會意念結合這種傳統已經根深柢固，香港的公民社會日趨成熟，曉得透過傳媒參與管治社會事務，以掌握一己的前途，對香港電台扮演的角色亦有一定的看法。最顯而易見的，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及傳播學院在年初進行的民意調查，顯示超過八成的受訪者，認為香港電台應該批評政府及監察政府政策，而接近六成的受訪者都贊成港台應改變政府部門的身份，以公營廣播機構的形式運作，即是以非官方的管理委員會管理港台。這都顯示市民信任媒介多於信任政府，同時珍惜傳媒議政、可以監察政府這種言論自由的獨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