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趙紫陽一九八九年五月六日談話

2009-06-15
  新聞自由」與「八九學運」的關係甚為密切。胡耀邦逝世,公眾悼念,官方發表的新華社新聞稿《數百人圍聚新華門前製造事端》(四月廿一日) 和
《人民日報》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四月廿六日),引發大規模遊行;上海《世界經濟導報》遭整肅(四月廿六日),使學生和知識界對輿論控制的抗議更為強烈。四月三十日,出訪朝鮮的中共總書記趙紫陽返京,立即著手穩定局勢,提出「冷靜,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軌道上解決問題」。對傳媒的控制一度放鬆,五月四日的大遊行被各報報道。五月六日,趙紫陽與主管宣傳的政治局常委胡啟立和中央書記處書記芮杏文談話,重點是「新聞自由」。

  由前新華社國內部主任張萬舒所著的《歷史的大爆炸》(香港天地圖書公司)一書日前面世。該書是「八九•六四」的全景記錄,其中對新聞界的情況敘述較詳。在這本書中,筆者第一次看到趙紫陽五月六日談話的較完整文本(頁132),這是中國新聞史一份極為重要的文獻。

趙紫陽談話要點
  趙紫陽對胡啟立和芮杏文說:

  「關於新聞工作。目前,新聞自由是一個焦點,解決這個問題要通過立法。立法完全照老觀念是不行的,立法應保證憲法的貫徹實施。這就是說,第一要保證新聞自由,第二要防止濫用新聞自由。當然,新聞自由放寬到什麼尺度,只能是妥協的產物。新聞絕對自由不可能,也不應該,完全照傳統觀念的搞法也不行,要同各種不同的看法進行討論,我們只能用法治的辦法來解決新聞自由的問題。在新聞立法上,中央要更超脫一些,讓立法機關來討論制定,而不能由中央來作規定。

  「這一段時間內,新聞報道實際已有了很大的突破,可以據此總結一些經驗。不能說這一段所有的報道都確當,也不能說這一段都錯了。新聞報道前一段時間控制得嚴一些,後一段時間放開了一些,作了報道,看來新聞公開程度增加一點,風險不大。

  「本來這幾年新聞改革已經朝這個方向走,公開程度已在增加,要回顧總結一下,搞一個尺度,試行一段時間,這樣可協調新聞界的情緒和在第一線做實際工作同志的困難。總之,對國內人心所向,面對國際進步潮流,我們只能因勢利導,不能違背人民的意願。」

  在談到要推進改革時,趙紫陽說:「……我們的民主化,當然是社會主義的、符合中國國情的,也不是過分激進的。 「社會主義民主化的進程,包括公開化和透明度。因為政治上透明度不夠,黨、政府和人民之間就會缺乏理解和信任。現在很多問題出在透明度太差。」

趙紫陽的新聞政策
  一九四九年中共執政後,便採取了「輿論一律」的新聞政策。曾高舉新聞自由旗幟向國民黨專制主義鬥爭的傳媒人,先是受到一九五七年反右鬥爭的沉重打擊,繼而遭到文革全面摧殘。文革結束後,從批判欺騙性宣傳,摒棄假話、大話、空話起步,開始了新聞改革。八十年代初,黨媒體曾積極開展反特權、反官僚主義的宣傳。胡耀邦擔任總書記期間,提出了「寬容,寬鬆,寬厚」的「三寬方針」。然而左的勢力強大而頑固,傳媒和控制者的衝突日趨激烈。提出「離開了人民性就根本談不上黨性」的《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被迫去職,勇敢揭露腐敗的優秀記者劉賓雁被開除出黨,是新聞界遭遇打擊的兩個突出事例。

  一九八六年後,政治體制改革被提上議事日程。在趙紫陽直接領導的政治體制改革研討中,新聞改革是重要課題。吳國光的《趙紫陽與政治改革》一書,保留了大量專題討論的原始記錄,如:「關鍵是言論與出版自由:趙紫陽提出人民民主」(八六年十一月八日)、「可否有民辦報紙?嚴家其主持新聞自由座談會」(八七年四月八日)、「實行新聞改革:鮑彤召集首都大報總編座談」(八七年十二月)、「增加政府對新聞界的開放:鮑彤論新聞改革」(八七年十二月)、「比十三大更加開放:新聞改革四件事」(八八年一月五日)、「輿論監督是民主的必要因素:鮑彤續論新聞改革」(八八年一月五日)、「報紙是不是也搞雙軌制?形成新聞改革檔」(八八年二月) 等。

  在一九八七年秋的中共十三大上,趙紫陽提出「提高領導機關活動的開放程度,重大情況讓人民知道,重大問題經人民討論」,「要通過各種現代化的新聞和宣傳工具,增加對政務和黨務活動的報道,發揮輿論監督的作用,支援群眾批評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反對官僚主義,同各種不正之風作鬥爭。」

  顯然,趙紫陽八九年五月六日的談話,集中體現了他粗具輪廓的新聞政策。談話傳達後,北京媒體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大膽開放局面,直到戒嚴令宣佈。

江澤民批判趙紫陽
  趙紫陽的談話,是迄今為止中共領導人對新聞傳媒的最為開放的一次談話。他從貫徹實施憲法的高度,提出「新聞自由」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提出用立法來保證新聞自由,提出中央要超脫,讓立法機關來制定法律。

  趙對新聞改革提出了務實的有限目標,即從增加公開程度開始。他提出的「公開化」和「透明度」,和同一時期蘇聯共產黨領導人戈爾巴喬夫提出的改革口號(戈氏稱「公開性」) 相若。在八九年五月的具體情境下,中國傳媒的突破,也主要集中於對遊行和學生絕食抗議的公開報道。

  趙的新聞改革觀念是溫和漸進的。在五月六日談話中,他提出了防止新聞自由被濫用的問題,提出要「協調新聞界的情緒和在第一線做實際工作同志的困難」。

  趙穩定局勢的努力,當時得到媒體的熱烈擁護和大力宣傳。在五月初,確曾出現了《歷史的大爆炸》作者張萬舒所稱的「大轉機」,學生開始復課。新聞界也走到歷史性的一刻。五月九日,千餘名北京新聞工作者簽名要求與中共中央領導對話。僅兩天後,五月十一日,政治局常委胡啟立就來到《中國青年報》,和編輯記者對話,他說:「新聞改革,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時候了。」然而,五月十三日天安門廣場絕食開始,形勢急轉直下。六四的槍聲,宣告了包括新聞改革在內的八十年代改革的死亡。

  八九年十一月,新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發表《關於黨的新聞工作的幾個問題》的談話,其中專有一節題為《「新聞自由」問題》,明確指出「國際敵對勢力和國內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的人,把「新聞自由」作為實現和平演變的一個重要手段」。他狠批趙紫陽的「輿論導向錯誤」,強調輿論導向的重要,後來並進一步提出「輿論導向正確,黨和人民之福;輿論導向錯誤,是黨和人民之禍」(九六年)。和「輿論導向」相關的用詞還有「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宣傳紀律」、「政治家辦報」以及「喉舌」、「陣地意識」、「守土有責」等。這一類詞語,構成江澤民的新聞政策。

  趙紫陽的新聞政策,在「八九•六四」毀於一旦。中國傳媒從二十世紀末走向二十一世紀的漫漫荊棘之路,由此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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