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體挑戰和媒體管制—記2012EWC國際媒體會議
邱之盈 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碩士生
2012-09-13
新媒體改變新聞報導模式
新聞界很早就深切體會到網絡社交媒體在突發新聞報導上越來越重要，最具代表性的例子當屬日本3．11大地震和「阿拉伯之春」運動。
《朝日新聞》前主編、重建日本基金會主席Yoichi Funabashi說：「社交媒體首次在重大突發事件中發揮了新聞報導的資訊『燈塔作用』。」日本3．11特大地震發生僅12分鐘，Twitter上就出現了成千上萬則關於這場突發災難的消息。這些零散資訊被收集整理，在地震發生後15個小時就被網友們自發地翻譯成12種語言傳達到世界各地。
日本是地震多發國，諸如facebook、Twitter等SNS（社會性網絡服務）在地震發生第一時刻最先被用於人們互相之間報平安。由於這種社交型媒體具有即時散播功能，它也為世界各地新聞記者提供了最一手、最直觀的內容，成為實時報導中鮮活的信息來源。
「阿拉伯之春」是另一個典型案例。在塔希爾廣場動亂發生現場，很多目擊者利用身邊手機等移動設備拍攝下視頻，技術不專業，畫面也很粗糙，但那卻成為珍貴的現場記錄。這是歷史上人們第一次利用社交媒體移動技術實現了與突發大事件保持同步地記錄現場。此過程中，傳統主流媒體瞬間失去主導地位。
在「阿拉伯之春」運動中被即時上傳的視頻，引起了新聞媒體的注意力。半島電視台新媒體總監Riyaad Minty，就是通過社交媒體上人們實時發佈的資訊，而將報導重點轉移到了塔希爾廣場現場。
Sidibouzid是突尼斯一個城市名，Twitter上人們以#sidibouzid標籤開啟話題，引發了突尼斯動亂和之後的阿拉伯之春運動。社交媒體上的「標籤」功能，讓世界各地的人們不受地域限制地分享對同一件事的關注和看法。Riyaad Minty說：「阿拉伯之春運動不是一場社交媒體的革命，而是一種人民力量的革命。」
數字傳媒時代，網絡社交媒體為報導突發新聞提供了即時和同步的集體力量。然而，網絡社交媒體對魚龍混雜的信息量沒有一個核實、整理、篩選的過程，因此也存在風險。「互聯網是把雙刃劍，它同樣也為反對言論自由的人提供了言論自由。」Riyaad Minty提出新媒體時代的新聞報導方程式：（即時信息-嘈雜之聲）+新聞內容=準確的新聞報導。
傳統紙媒的挑戰
新媒體的繁榮對傳統媒體帶來巨大挑戰，這時全球媒體面臨的挑戰。紐約城市大學Tow-Knight新聞創新中心主任Jeff Jarvis通過視頻演講：「網絡不是一個資訊媒介，而變成了一種人們建立關係的平台。」這一點是傳統紙質媒體達不到的互動效果。傳統媒體只是單向傳遞資訊，而新媒體則讓這種資訊分享升了級。
Jeff Jarvis對網絡社交媒體持積極態度，認為目前去規範網絡媒體還為時尚早，更需要的是挖掘網絡社交媒體的益處。他比較資訊時代的發展進程和傳統印刷媒體的發明，「在資訊技術時代，我們應該重新思考新聞報導形式、建立關係管道、以及全新商業模式。」
KUOW FM公共電台製片人Ross Reynolds反駁Jarvis的觀點，認為網絡社交媒體應該得到規範，並引用青少年上網獲取色情資訊為例。Javis對此表示，現行法律已經規範了對網上傳播此類信息的懲戒，人們應當規範的是自身行為，而不是科技的發展。
網絡社交媒體的開放性使得任何人都能發佈公開資訊。「網絡很危險，人們應當謹慎對待自己的公開資訊，因為政府部門可以利用你自己的言論來針對你。在開放的社交媒體平台中，尊重別人的資訊很重要。我們應當將網絡社交媒體視為一個公共社區去維護，傳統新聞工作者同時也是受益人。」
網絡社交媒體讓所有人成了新聞傳播者。有媒體同行指出這是對傳統媒體最大的挑戰，尤其是紙質媒體將面臨驟降趨勢。有一位來自美國明尼蘇達州的記者說，她的城市早已經沒有一份報章了，市民都已習慣通過網絡看新聞，平面媒體時代在當地已徹底宣告結束。發展成熟的美國新聞業是個「風向標」，這也讓其他國家反思和探索傳統紙媒的發展模式和發展方向。
Javis說：「傳統新聞工作者有自身優勢，在雜亂龐大的資訊面前以專業的新聞素養去挑選、整理、加工有價值的資訊。新聞從業人員面臨新的機遇，我們必須跑在前頭。」
亞洲的媒體管制
媒體管制與新聞自由形成對立，媒體受到政府管制的現象在亞洲普遍存在。
馬來西亞網站Malaysiakini.com創始人兼主編Steven Gan在談論馬來西亞新聞自由時有一段精彩的排比句：「我們有言論自由，但發表言論後就沒了自由；我們有四年一次的選舉，但每次都是同一個政黨勝出；我們有搞運動的自由，但沒有集會的自由；我們有覆蓋幾乎所有主要語種的新聞機構，但沒有新聞自由。」
在緬甸，新聞審查制度依舊存在，每一個字、每一張照片在發表前都要上交相關部門審查。不過自從去年政局變化以來，這種媒體審查制度已經變得相當寬鬆。仰光《7天新聞日報》執行編輯Nyein Nyein Naing稱：「外界說我們不能報導軍方消息，這點是有誤的。媒體可以批評政府、報導軍方動態，只是在報導量上有一個適度。一旦媒體報導涉及了緬甸政府禁發的內容，所有編輯記者都要簽署一份「檢討書」，保證今後再也不發表類似的報導。但是，「我們每週都簽檢討書，之後還是每週繼續發表我們認為應該發表的報導。」這便是緬甸工作在一線的媒體人對新聞自由的鬥爭。
VentureSquare首席執行長官Myung Seung-eun稱韓國網絡註冊媒體逾8000多，都受到政府管制。「一旦政府注意到，言論就不再自由了。」韓國對朝鮮事務尤其敏感，「我們有一種跟中國政府部門很相似的遮罩手段，所有『親朝鮮』的社交媒介和資訊言論都一概被遮罩。」
中國的新聞自由和媒體管制是關注焦點。Social Brain基金會主任毛向輝：「中國使用局域網，政府以自給自足式的網絡阻礙中國對外部世界的絕對敞開。許多年輕人正試圖使用社交媒體工具來獲取新聞真相並表達自己觀點。中國需要更多社交媒體工具以便連接世界，也讓世界更瞭解真實的中國。」
駐北京總部的《中國日報》副主編康兵稱：「中國沒有一個專門從事新聞審查的部門。中國的媒體機構都屬於國家，從某種意義上講，媒體從業人員相當於國家公職人員，如果有新聞審查，也是出自媒體自身，這是一種自發的媒體監管行為。」
關於「中國沒有新聞審查」的言論，引起在場其他中國媒體代表的異議。很多與會中國媒體同行表示，實際工作中存在新聞審查制度，這種媒體管制來自政府宣傳部門。中國著名博客作者楊恆均也即刻發微博，表示聽完上述言論「大家臉都紅了」，諷刺「這是此次媒體人聚會上唯一能引發大家笑聲的發言」。他在與會期間也深有感觸發表博文，引用韓國已故前任總統金大中的傳記書名「為了民主，我不後悔」為題，提出在爭取中國新聞自由和民主事業時：「我們需要中國的金大中」。
